袁世凯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不多，但对唐绍仪、蔡绍基的那些什么“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理论也不大感兴趣，平时谈到这些话题时也是兴致索然，不过这时心里隐隐觉得两人说海外华人是“其兴也忽焉，而其亡也勃焉”，未免有些太武断了。

    海外华人发布的土地改革制度大纲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袁世凯都看过，里面的内容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将田土收为国有，然后再进行分配，达到“耕者有其田”　的目地，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袁世凯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个不同法，但本能的感觉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基本就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做到，当然在天朝田亩制度里，说得十分含糊，许多制度根本就没有可行‘性’。

    如主张天朝田亩制度中主张“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好坏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但土地的好坏，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由谁来划定。而且“田产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个人口到底是指什么人口，是全国人口，一省人口，还是一个州县的人口。虽然袁世凯对地方治理的经验不多，但也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但每一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一般来说，南方土地的产量要比北方高，北方的好田到了南方也许只能算中田，而且在人口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有的省份可耕种的土地多，而有的省份少，如两湖省，四川就是耕地大省，而福建、江西的可耕土地就要少得多，因此这种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天朝田亩制度主张的分配方式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也就是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而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圣库”领取，达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这话说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袁世凯清楚，这也是做不到的，虽然袁世凯不懂“绝对平均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这些概念，但也知道人心均贪‘私’利，在解决了获得温饱之后，进而就是希望多分多得，多置‘私’产，何况这一个“足”，一个“余”，其中伸缩‘性’是很大的，也是漏‘洞’百出的。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有多产少报、瞒产、匿留、‘私’分等情况发生。这绝不是靠严查厉稽能够解决的。

    而事实上太平天国成立之后，只在局部地区真正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而在大部份地区仍然是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但海外华人发布的土地改革制度大纲在这些细节方面就要明显合理得多，首先是明确分地是以村庄为单位，而在分配制度上，只要‘交’足了规的粮税，其余就归农民‘私’有，仅从这两点看，土地改革制度大纲确实要高明得多，当然袁世凯也不是没有找出土地改革制度大纲的问题，袁世凯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禁止土地卖买。但总体来看，土地改革制度大纲要明显比天朝田亩制度可行‘性’就要大得多。

    又经过了一天的行程，袁世凯一行队伍才到到达青岛，由秦铮出面袁世凯一行到来。这也让袁世凯颇为受宠若惊，因为他知道秦铮可是海外华人的二号人物，由他来迎接自己，也算是很给自己面子了，听说李中堂来也是这位秦政委出面迎接。

    青岛没有城墙，但袁世凯仍然下令，命军队驻扎在青岛外围，自己只带少量军队进入青岛城区。而穿越者则专‘门’拨出了一所住宅，供袁世凯及随众人员居住，卫兵也全部都是袁世凯带来的士兵，只留下五名负责联络通讯的工人员。

    这时李鸿章还没有到青岛，因此就在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和秦铮展开了会谈。

    秦铮和袁世凯对面而坐，商其松在侧座相陪，袁世凯首先道：“秦政委，前者是兄弟的部下孙仲奎、万坤等人‘私’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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