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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园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

    “土地的富饶及其物产的充足“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时，也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但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

    徐guang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辅。

    万历三十二年，利玛窦在给远东耶稣会会长范礼安的信中说：“我们和京中显贵相过从，其中有大学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世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

    到崇祯九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人。

    崇祯十三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三人，宫女五十人，宦官四十余人，皇族一百四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尽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现于对待传教士与其传教活动上屡有冲突，但总趋势是西学东渐的程度愈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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