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点了点头，三杨之，若说对仁宗有拥立之功非杨荣不可了，永乐二十二年，成祖与第五次出兵蒙古的途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为处理遗体，两人命工部官搜取军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只圆桶，将遗体装置桶内，再密封桶口，而将承造的工匠杀之灭口。同时也命光禄官每天三餐照常进膳。军纪号令更加严明，直到入境，竟无人察觉成祖已驾崩。杨荣和少监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这份从龙之功，杨荣当之无愧，所以但凡设计到功勋之事，大多以杨荣出面对仁宗说，赦免建帝时的臣子是最好的说明，当时满朝武谈及建帝时方孝孺等人莫不是扣书生误国的帽子，唯独杨荣称赞建帝登基四年，方孝孺等人为大明做出的功勋，建议仁宗对永乐一朝的有功之臣进行赦免，对此朝廷百官一片哗然，但仁宗觉得杨荣说得对，先赦免了建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算是做到了对有功之臣的肯定。

    “至于在皇私事，三杨老夫不敢说，杨荣也不敢说，为何只因我们的情分不杨溥！”杨士并没有停下话头，想当年，成祖北归，仁宗只不过是迎架迟了些，被汉王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关入诏狱在狱，家人供应的食物多次断绝，而成祖的心意也不可预测，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但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从不间断。狱十年，他把经书史籍通读了好几遍。十年之苦，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守得住的，当时的杨溥完全可以为了活命倒向汉王，可他没有这份操守，这份忠贞不二堪宋之岳王爷，仁宗自是十分看重，所以但凡仁宗在私事犯了过错，杨溥所言，仁宗从没有没改正过的，所以在仁宗一朝，老夫、杨荣、杨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事，家事都能走正道。可如今却不同了，当今圣从登基到执掌大明十年，十年都是平顺的，我三杨除在国事略有微薄之功，与皇恩情、功勋、情分都难以与仁宗拟了，这也是为何在国事我等都可畅所欲言，唯独在皇私事三杨难以为继的应由了，宣德三年，皇废毫无过错的胡后，三杨在此事什么也没说，宣德元年皇坏祖宗规矩，设置内学堂，授太监识断字，三杨依旧是什么都没说，后人将这两件事归罪在三杨的头，不是没有道理的！”

    杨峥默默点了点头，这两件大事三杨的确负有一定的罪责，作为三朝老臣，明知道宣宗此举不当，却不置一词，有些说不过去。往日，杨峥也只是猜测，三杨为了抱住自己的内阁大学士的地位，才对新皇帝做出的一种妥协，如今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了，只因这两件事看似是国事，实则是皇的私事吧了，大学士干预国事，那是应该的，没道理连皇私生活也干预吧，退一步说，那会儿宣宗刚刚登基，朝廷局面并不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这时候君臣关系不和睦，许多大事，难以解决的事情根本难以完成，从大局看当初三杨选择了在宣宗私生活妥协是正确的，只是这种风气一旦开了，难免少了些约束，眼看着宣宗在私生活越来越不像话，三杨纵然想说什么也是有力无心了，只有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了。

    这么一想，杨峥对三杨当年的选择也多了几分理解，只是三杨为何选了自己去做这个说客还是有些难以理解，所以听杨士说了半天，仍是一脸疑惑的神情。

    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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