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而会怨恨我们，以为我们在助纣为虐，逼死他们。”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只靠士阶层，也难以守住。时代变了，不再是百余名士人带着徒卒民众就能野战守城的时代了。”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新郑如果墨家不介入，是根本守不住的。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毕竟这件事最开始就定下来基调：郑国不接受政治条件，那么墨家就不会保郑独立。

    他之前所说的在城墙后面再建一座新式防御，也是需要墨家全面接管城邑的城防、有郑君背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墨家守城，拆房拆屋，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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