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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十年代末期，大多数老牌的工厂，尤其是马大犇他们厂这种本身是军转民的工厂，几乎都是国家直管的。因为推行政策，领导班子一定都是从基层开始做起，一层层往上提拔，最后通过全厂的选举产生。

    如此看来，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厂，基本等同于一个国家选举过程的缩小版。但选举出来的厂长有一位，副厂长却有好几位，副厂长分管的范围就有所不同，有的分管生产，有的分管销售，有的分管精神风貌建设，有的分管党风党纪。而其中分管党风党纪的，通常不会参与选举，而是由工厂的上级直属部门直接派人来任职。虽然也要经过基层的锻炼，但那只是为了在工作之前，能够更加了解企业的行为。

    这些内幕，马大犇这个岁数的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是王雷作为当时直接参与案件的刑警，却有所了解。于是王雷告诉马大犇，当时被炸死的那个副厂长，就是分管党风党纪的。而马大犇的母亲属于生产部门，直属领导却是负责生产的那个副厂长，那么这个被炸死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工厂里呢？

    王雷说：“这个副厂长姓徐，最早的时候也是厂里的职工，但由于思想比较先进，工作了几年后就被厂里推荐去了党校学习，回来后就直接任职于党组建设。可是这个人的背景经过我们的调查，似乎也有些复杂，所涉及的层面比较多，我们也难以区分到底是不是和这个案子有关。但是就他当天无端端在半夜里去工厂这个行为，我们是表示怀疑的。”

    王雷接着说道：“你知道你母亲的那个车间里，角落二层有工人的休息区，还有厂区车间主任的办公室对吧？”马大犇点点头，自己小时候还去那里玩过。王雷说：“那个徐副厂长，就是在那间办公室里被炸死的。”

    马大犇有点疑惑地问：“那个地方应该不是他该办公的地方呀，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王雷说：“这也正是我们当时怀疑的地方。副厂长是管理层，是不会参与夜班工作的，于是我们透过电信局查到了当天这个副厂长办公室的电话记录，所有的号码都来自于可明确查询的地方，比如厂里的其他办公室，例如徐副厂长自己的一些联系人，也都一一询问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唯独有一个从外进来的传真电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

    传真，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据说传真的可靠性比电报还要高，如果说电报会因为摩斯码的关系而被破译，电话的直接通话会被监听，那传真是以图像对图像的方式存在，相对就安全了很多。那时候许多领导的办公室里，都一定会有一台传真机。

    而传真机本质上还是电话，需要一个号码形成沟通的条件。可由于徐副厂长当天所接到的传真就这么一条，而且警方无法获取内容，所以初步怀疑传真的内容是让这个徐副厂长当天夜里几点钟到厂区办公室里去。

    王雷说：“尽管关键证据还缺少，但这看起来会是最大的可能性。犯罪分子蓄意制造爆炸，恰好就在这个徐副厂长进入办公室之后，所以我们警方内部当时认为，这是一起针对个人的谋杀案，你的母亲和其余几个遇难者，只是无辜被牵连而已。”

    马大犇心里难过，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这件事给他内心留下的创伤实在太大。一时之间，情难自已，结合王雷说的一切，想起自己无辜枉死的母亲，马大犇再也忍不住，低头哭了起来。

    王雷叹息道：“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我因为触犯了纪律被降职，这件事直接就不归我管了。不过当时在我们初步确定是谋杀案的时候，也走访了附近，了解到当天有一个出现在附近的可疑人物，就是周强。但是我们抓了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却说自己只是去那边有别的事，根本不知道爆炸案的事。周强手里有好几个案子都因为证据不足我们无法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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