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所知道的京东大战，自然是徐泽想让朝廷知道的大战。

    实际上，在京东东路，同舟社与红五营的确在进行一场“大战”。

    但敌我双方的攻守之势，与朝廷知道的刚好相反。

    传到东京的急奏，全是徐泽提前编好，再由留守之罘湾的秘书按时发出。

    尽管京东数州早就被红五营拿下，实际也就是在同舟社手中。

    身处局中，很多聪明人也能猜到同舟社和红五营之间有某种联系。

    但吃相不能太难看，必要的“管辖权更替仪式”必须要走。

    不然的话，会为日后的管理埋下很多隐患。

    官匪不两立，这种管辖权更替仪式只能是战争形势。

    优秀的统帅总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时刻把注意力放在战局变化上。

    而不是看菜下饭，朝廷不给好处就不打仗，给多少好处就打多大的仗。

    徐泽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优秀统帅之一，所以，在张邦昌、田庆到达登州前十天，他就安排同舟社出兵了。

    趁着红五营贼军在徐州与官军对峙的时机，登州兵马再出莱州，直下北海。

    贼军此时大部抽调到了沂州南线，北线空虚，守城的贼军见官军盛荣，不敢对抗，立即开城而降。

    仅仅用了三日时间，同舟社就收复了潍州全境。

    两个月之内，潍州四次易手，局势变化太快，让很多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大部分时间里依靠本县弓手防守的昌乐县，就出了点小状况。

    弃暗从明的献城义士们喜迎王师，再次上演了痛诉贼军种种罪行的戏码。

    义士们的行动成功引起了随营军法官康达的注意，其人非常重视此事，对这些人的口述做了认真的笔录，并第一时间上报给了宪曹曹首周畀。

    因义士们反映的情节很严重，周畀不敢擅自作主，又上报给了徐泽。

    徐社首翻了翻满是漏洞的供词，当即作出批示：

    由法曹、监曹和宪曹组成专班，严查此事，一查到底！

    经过数日时间紧张地调查，基本可以确认绝大部分的控诉“罪行”纯属捏造。

    乐昌城头的不倒翁们聪明反被聪明误，自有相关法规惩罚他们。

    不过，这些供词中，并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词。

    诸如有“贼军”借口搜查细作而擅入民宅敲诈主家，或以公务为名向百姓“借东西”不还，又或者肆意打骂有细作嫌疑之人等等问题，就确有其事。

    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余的贼军，甚至朝廷的官军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

    不然怎么叫贼过如梳，兵过如篦？

    不做恶事的贼军，叫什么贼军？

    但对同舟社来说，就是大问题。

    即使假扮贼军，那也是同舟社的贼军，也要执行同舟社的军纪。

    军纪、军魂的塑造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毁掉它，却只需要在一些小事的放任。

    在执行军纪上，徐泽一向是从严从重处理的。

    这件“小事”闹大，真不怪康达、周畀小题大做，他们就是做这事的，不敢不严。

    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也不光出在乐昌县一地。

    同舟社军队这段时间扩张太快，兵员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整体上是在下降的。

    而分散驻扎，以及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也很考验部队的韧性。

    就算朝廷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制地位，官军一直被牵着鼻子走，战斗力也明显比同舟社要弱很多。

    将士们和官军作战时，实际是流汗多，流血相对较少。

    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就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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