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辛辛那提的波音747班机带着刺耳的轰鸣声降落上海虹桥机场。

    奉炳麟父女要了辆出租车，直奔上海市工业局。

    由于市政府加大了行政办公设施的现代化进程，在档案管理这一块，优先实行了系统微机化。

    不费什么周折，工业局档案室的同志便准确地查到了黄碧兰的消息：1955年上海市浦虹机械厂整厂搬迁支援“三边”，落户广西柳州，在赴柳的人员花名册中，查到了黄碧兰的名字。

    不过根椐黄碧兰本人的档案记载，当时赴柳时，她身边并没有女儿！

    热情的微机操作员还帮助查到，有七名工程师因工作需要，五、六十年代已先后调回了上海。

    奉家父女大喜过望，立即按七名返沪工程师的地址进行查找。可惜，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地址早已变更，仅寻到一名。据这位老工程师说，黄碧兰刚到柳州，由于在建厂工作中她忘我工作，过于劳累而引发心脏骤停，不幸病故。

    听此噩耗，奉炳麟悲痛欲绝。

    还是奉晓红冷静，她安慰着父亲，觉得事有蹊跷：既然养母是怀着身孕从香港出发去上海的，而且托人告知丈夫已生下一女婴，为何从上海到柳州时身边没有女儿？那么，生下的女婴哪里去了？

    奉炳麟从悲痛中缓过神来，他与女儿商量，决定从他们夫妻俩的分手地香港开始，沿黄碧兰到上海的路线重新走访调查。

    在香港，奉家父女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邻居，老邻居回忆着告诉父女俩：黄碧兰送奉炳麟到机场回来，也打点行装启程去广州，这时来了一位姓李的商人求租房子。

    原本已出售了的房屋，在黄碧兰的周旋下，买房人决定先租给李姓商人，所以黄碧兰在香港多逗留了几天。

    后来，李姓商人接来了自己的夫人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奇怪的是，李夫人看上去并无怀孕生产的迹象，会不会是黄碧兰生下女儿后要赶赴上海，不得已将女儿送给了李姓商人？

    “那李姓商人呢？”奉炳麟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不久后，李姓商人去了台北。”

    奉家父女也不管消息确凿与否，立即乘机飞到台北。

    当时，台北警局对户籍的管理比较先进。他们很快查到了1956年从香港来台北入籍的李东明一家：家主李东明，祖籍广西恭城，现居住在台北市水源路；妻郑阿姣，祖籍广州三元里，现随夫居住；女儿李葆萍，1955年出生于广州，现为台北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天啦，与香港邻居所述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看着电脑屏幕上清晰的文字资料，奉炳麟欣喜若狂，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一时间，他只会盯着屏幕傻傻地笑。

    奉晓红虽然也相当激动，但她抑制着情绪，请警局帮着打印了一份资料，他们要立即与李东明夫妇相见。

    警局提醒他们，最好不要仓促行事，毕竟那对夫妇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高强度的激动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失态和癫狂。此时的奉炳麟就处于这种近乎癫狂的心理状态。他口里应承着警官们，一转身便拉起女儿钻进计程车，一溜烟直奔水源路。

    水源路地处台北南端，在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北岸，东与罗斯福路对接，西与万大路交界，父女俩很快就找到了李东明家。

    大门紧锁！

    奉晓红急切地咨询李家邻居，才知道李东明老先生年初刚到山东投资办生态农业，前几日李阿婆赴山东探亲。

    无奈，父女俩就在新店溪边紧急商议，一致将目标锁定在李老先生的女儿李葆萍身上。事不宜迟，父女俩径直来到台北社会科学研究院。

    李葆萍是当地很知名的一位民俗学家，日前正在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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