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楚涵来报社宣布了县委的决定，并提出报社的业务工作由宣传部新闻股参与和把关，由田川和黎曼参加谈稿并最后定版。这个安排也叫报社的人们大吃一惊，因为田川只是一个借调人员，虽然他也是一个副局长，但地位远远赶不上宣传部的副部长，有两个副部长不用，叫田川来主持报社的事，这足以证明章部长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经过了三天紧张的工作，调查有了结果，没有任何做案动机，就是摄影记者没注意把*功标语拍进来了，而编辑和总编都没有看出来，说来也巧，那天张总编出去开会，临走的时候跟李总编说，我去开会了，版样你看一下吧。李总编也答应了，所以张总编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李总编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本版责任编辑受警告处分，摄影记者停止工作，掉离新闻单位。这是报社自打五几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过处理结果的事故。而当宣布这个处理决定的时候，刘书记对李总编说：“如果没有宣传部的及时发现和处理，你的这个乌纱帽肯定是没了，你应该感谢章楚涵。”李总编在章楚涵面前表示了无限的惭愧，他说今后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回报组织对他的爱护，尤其是章部长对他的帮助。

    在这次事件当中，章楚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那就是安排田川和黎曼参加报社的谈稿会并为报纸定版，在以前，虽然田川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都是在幕后，做的都是具体工作，而这次，她把他推向了台前，按理说报社应该出一名副部长来主持报社的工作，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叫田川参加谈稿会并定版，其实这等于主持报社工作，刘书记不是说要重用田川吗？她先重用一下，一个是也只有田川能完成这份任务，另一方面她也是想向外打出一个信号，宣传部是重用田川的，她也想试探试探刘书记对她这个做法的态度。

    这样做的客观理由是，宣传部的新闻股是主管全县的新闻工作的，在县委宣布停止报社领导班子工作，由宣传部直管的情况下，由新闻股出面参与报社的工作是顺理成章的，虽然报社的领导成员也是正科级副科级，但报社这个单位从编委那看是宣传部的一个股，和新闻股是平级单位，所以宣传部派田川黎曼去参与谈稿和定版从级别上说也是合理的。这样做虽然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也会有想法，但他们都不敢说出来，因为他们的业务水平谁也赶不上田川，他们的敬业精神谁也赶不上田川，否则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田川发现的而不是他们发现的，上次县里开两会，本来姚部长是负责两会报道的新闻把关，他为什么没把住，最后问题还是田川发现的，如果不是田川及早发现，说不定姚部长那次就该得处分了，还能有现在，所以他是根本不敢提出任何意见的。至于李部长，他也不敢提出意见，上回的那个新闻报道统计表，还不是田川替部里完成的，他的那个统计表根本就没用上，他俩为部里的工作出什么力了，他们两个人的贡献也没田川一个人的贡献大，他们怎么敢和田川相比呢，如果他们俩敢提出来，章楚涵可是有八句话等着他呢，他们不说章楚涵还想说呢。

    一方面是水平，一方面是人品，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章楚涵是不可能叫李部长或姚部长去主持工作的，她没有忘记费志华事件，她记住了田川说的话，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有费志华，所以用人非常关键。因为她也不知道李总编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万一要是被撤职了呢，由谁去做这个总编，如果是派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去主持工作，那么县委不会同意由他们接任这个总编，如果他们接任不上，那么主持那几天工作还有什么意思，这样不是给县委出难题就是给他们俩增负担，叫田川和黎曼去，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更何况那几天工作那么忙，她怎么还能向刘书记请示具体的直管的办法，直管到什么程度，管业务还是管财经，由谁签字。她上滨江开会那几天，姚部长连剪头都要坐部里的车去，就剩上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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