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每当上面开科考，国子监监生能直接报名，各地的州府大学也有一定比例的直进名额，余者也还可以参与公考。

    所谓的公考便就是“举子之考”。宋代是没有“举人”这个功名的，也没有“秀才”这一说，这点与明清大大不同。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有县府院（道）三试、乡试、会试、殿试共四个大级别，有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共五个级别的读人。其中，童生虽然不是正式的功名（未进学），但是也要县府两试通过才能取得这一身份，在社会上也可以自称“学生”、见官不跪了。

    而宋朝的科举只有解试（州府主持）、省试（礼部主持，相当于会试）、殿试三个级别，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宋代科举的第一级考试——解试，这与明清有着很大不同——在明清要事先通过县府院三试取得“秀才”功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在宋朝是没有“童生”、“秀才”这两种级别的读人的，或者说，任何没有功名的读人都可被称为秀才。

    解试通过就是举人，可以参加省试。但是如果省试没有考中，下科还得从解试考起。也就是说，在宋朝，“举人”这种功名是一次性的，正常情况下保有期为一届三年。而不是说你做了一次举人，就能一次次的参加科考了。

    陆谦觉得这法子很好。完全是照抄了来。

    如此是多么大的优势啊？等于说州府大学的学子，同等情况下有两尺考举人的机会，这是县里的官学以及各地私学完全无法媲美。而比较起来，官学升入大学更为建议，这就好比后世各大名校的附属中小学。陆谦没有直接砸了那些名老宿儒的招牌，实则更加恶毒也。

    中国人于做官上的热情，根本不是所谓的道义、师生情谊、大义啥的可以阻拦的。尤其是在陆谦的声势蒸蒸日上之际。

    如是，对比‘文学’上顺利的进展，从演武堂演化而来的武学，就开展不利了。

    那各州府大学与国子监，虽然缺少名师教导，可是别忘了，陆谦麾下的科考与宋朝完全不同。政务、税务、司法，分门别类，陆谦早组织人依据实例编撰起课本来，宗颖做这个很用心尽责，结果也颇好。如此，那些讲师便只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下面的学子拿着课本用心钻研，科考之上一样可扬名。

    而齐鲁本地的那些院，即便有名老宿儒教导，那所学与所考，驴头不对马嘴，一样是完蛋。而那些名老宿儒若是也改随“国教版”，那么，他们一身所学也就废了大半了。

    陆谦此举叫齐鲁本地历经清洗之后残存的士林中人大为不满，近乎是有一个算一个，都在高声攻击着陆谦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但这叫嚷有个鸟用哦。陆谦要的是实打实的做事之人，不是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呆子。

    这引导中华文明方向，改变正在走向陈腐的儒家，于陆谦眼中，那就是要从改变科举，改变天下读人做官的路径着手。就像当年的王安石，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那就是科举。

    熙宁八年，耗时三年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经新义》编撰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神宗皇帝颁赐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如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也依旧源源不断的为新党输入新鲜的血液。知道蔡京之流彻底的把‘新法新党’的招牌砸烂。

    文学上陆谦不以为意，一群生的叫喊，仅此而已。反正他在天下士林中的名声早已经坏透。估计也就比方腊好一些。后者对于官吏的手段过于酷烈，虽然他们的心情值得理解，朱勔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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