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的艰难程度来说，可想而知。再加上个不安分的西夏，赵煦觉得当初亲政的时候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梦想，有夭折的迹象。

    用打仗来威胁大宋，会有效果吗？

    很多时候会有。

    西夏在真宗时期就有了自立的迹象，大宋早就指挥不动西夏了。可是真宗被大臣们坑的死去活来，哪朝哪代有大臣骗皇帝去前线打仗的臣子？

    别的朝代没有，可在大宋就出现了。

    真宗可不想自己再一次步澶渊之战的后尘，再被大臣们哄骗一次。再说了，西夏又不是河东、河北，对于大宋的重要性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不听朝廷号令就不听吧，真宗觉得也没什么。最关键的还是他堂堂皇帝，被大臣骗去了前线坐镇，最后还没有打赢。这很伤自尊。

    万一要是大宋对西夏也没有打赢，他这个皇帝就该下罪已诏了。

    低头认错，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这辈子都无法洗刷的耻辱。

    到仁宗时期，李元昊的叛乱开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发现，西夏已经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几场大败之后，就连仁宗也没有了信心。尤其是赋税上的不足，让皇帝和大臣们紧张万分。

    当仁宗突然发现，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魔怔了。开国以来，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这样的价格，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租种的佃户来说，辛劳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钱。但要说，吃饭都吃不下去，也说不过去。大宋造反多，很多造反的头子目的就很不纯洁，他们是为了等朝廷招安，好做官。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巨大，这才是大宋的困境。

    尤其是城市人口可以轻松赚取农夫的两倍收入，但税收却要比农夫低的多。这导致了大宋手工业极其发达，大量有一技之能的农民，抛弃土地进入城市生活。这恐怕才是大宋最大的困境。尤其城市人口，可以个给富人做奴仆，甚至年轻女孩也可以去给富人做丫鬟小妾。别以为进入官宦之家做小妾就低人一等，小妾也要签契约，过两年等见了世面，还能出府嫁人。

    而且给官宦人家做过小妾的年轻女子，在婚假市场上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女子是见过高贵人家的规矩，是能够传家，提升普通人家家教的捷径。

    想要解决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差距，废除解除农业税，但这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困境难道大宋的皇帝和大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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