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奉系的策略，后面有详述），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    只有奉系所占省份，因为工农业发展顺利、国内外贸易旺盛、经济繁荣，所以军人的收入处于各路军阀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贴，退伍后还有退伍费，受伤牺牲有抚恤金，家属还额外有当地政|府给予照顾，军人家庭另可以无偿获得与当地民众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据说奉军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积极教军人读书识字，因此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增，军人也对部队产生归属感和荣誉感。加之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辽宁军校毕业生加入军队，将好的培训及制度带到部队，使奉军战斗力与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语。    奉军之所以有钱，与东三省的经济实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关。民国初期中|央财政主要靠国税，张作霖在东北自治时已霸占了全部国饷的分配。在“东北新政”时由于财政吃紧，张汉卿便将税收做了如下分配：东三省工业因均被算为地方政|府发展投入，划为一个个垄断的工业实体----行业协会，所得不缴中|央国库，而归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财经委员会”辖下统筹分配。主要的农业税上，为休生养息，全部税收只占土地总产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还掉“买”地（其实差不多是强买，不过好歹还返还利息）的支出款项，强从全部税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发展税”。因为要普及义务教育，所以要预留占10%的教育税，还有为农业再发展的15%的农业提留税，以及户口税5%，再将剩下的15%以国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东北三省的农业税收总数为3.96亿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税收，仅拿到了3560万元，作为东北三省上缴的国税。    即使是这些，东三省所交税款已占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张作霖辖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不但是北京政权的武力支柱，还是强大的经济后台。    加上工业回报，张作霖手中的财政收入在年末达到惊人的5.3亿元，按照同期银元对日元比例为9：7来算，约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6倍，远超史上同期。而且随着工业产值的锐增，这一数字还在飞速变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满洲国（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后所建立的傀儡国家）就在1945年，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这还没算上运往日本及作为军事损耗的大部分财产。    西北人民军本来就不穷，不过在占据陕甘各省后，政治、经济生活正在恢复中，基础设施又在大规模地上，因此表面上难有强有力的支撑。不过听说固原地震后张汉卿及时从东北调了一批价值近3亿银元的黄金，除一部分作为赈灾之用，余下作为军饷（这也是张汉卿的一个罩眼法，使得黄金的使用合理化）。所以在各方欠饷时，西北人民军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着新的暴风雨。    1921年6月初，时传王占元自天津会议回鄂后，携有二百万大宗款项，不肯发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庆部一团哗变，大肆抢掠烧杀，人民死亡千余，并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    6月7日，王占元直辖部队武昌第二师第七团因欠饷未发，受宜昌兵变影响哗变，王占元避入军舰，死人民二百余。8日变兵回营，被诱缴械押至孝感，以机关枪扫杀，以为叛乱结束；    然而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师王汝勤部一部又哗变…    武汉是各国租界集中的地方，战乱不止，已经影响到租界的经济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汉口领事团向王占元抗议宜昌、武昌兵变，质问有无保卫能力，否则各国将调军舰来汉口自卫。王占元可以跟吴佩孚叫板，但是对于其背后共同的金主却不敢有任何违背，急忙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稳定武汉的局面。    可是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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