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兄……”

    大概是酒喝多了，蒲金书叫起余玠的时候，已经不再称大人了。.这让余玠有些意外也有些释然，毕竟在开始喝酒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些官面上的事情就不必再说了。这时大家都放下虚伪，谈起来谈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不余玠与蒲金书交浅言深，这不过是一种直觉，并且由这种直觉中滋生出一种信任。

    “……那是皇家的事情，而且将来他们之间争的如何，你我二人虽然各为其主，只是谁人能够控制得了那件事呢。与其如此，不如你们二人各自完成好自己的职责。您的任务是守好四川，别让蒙古人攻进来。我的任务是把火器交给您，作为我们为抵挡蒙古人出的一份力。至于您，说真的，我得说您中儒家的毒中的太深，看看世上可不止儒家一种说词呢，只是您要是看得明白，就该懂得，放在我们马丁先生的神喻面前，全都不过是些自家之言，不能成为人间之公理的！”

    说着话蒲金书只摆了摆手，立即就有阿全拿来厚厚的两套书。其中一套薄些的，装祯也还算是精美。封面上是一幅雄鹰展翅的图画，但天空里的那个太阳却不过是棵红心而已。封面的用意自然不必说了，是我心自由。另外一册可就是大部头的书了，不过内容却相对要更加厚重一些，它就是——《华夏律》。

    之所以拿这两本书来给别人看，所谓《一国民最重》而，自由之心方才能够明白。脑袋只知道随着别人指挥棒去转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就仿佛被儒家的学说完全左右了的人，根本不会理解为何要重民、爱民。因为不懂得尊重民心，就不会放松枷锁，而没有放开枷锁的人，永远也不会有创造的能力。

    没有创造能力的结果是什么，不必说了吧。除过会拾人牙惠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本领呢。这就是在民国的时候，学者放在国内，都会偏离自己的专业而转入无所不在的政.治.斗.争里去。倘若一到国外，诺贝尔奖以于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困难。那么原因何在呢？“传统文化”之中的糟粕，形成了残酷而又愚昧的官僚文化，而这种官僚文化就直接是阻碍科技进步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另外一套《华夏律》则是从《一国民最重》引申出来的新的社会意识，而这种意识被贯彻于整个社会的时候，就成了法律。这时法律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以保证社会可以朝预定的目标前进。那么说到“华夏帝国”的目标，那入是全力的发展科技，并使用具有优势科技的武器，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至于国内的百姓们，自然有法律来调整它的稳定，而不必需要太过于强力的军队来保障稳定。至于说强烈的动荡，自然是因为国家的管理出了问题，而绝对不是百姓们想要动荡的。也许整个社会而论，最不希望动荡的就是他们了。

    “余兄，还是那句话，我们当官居的，不是为哪一个皇帝又或者说哪个上宪来当的。我们当官自然是为了造福于民的，如若违了这个初衷，按照我们《华夏律》的规定，即便是我家殿下也没有那个资格来坐天下的！”

    这话在这个时代里，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情。但在“华夏帝国”里，这就是法律、这就是天理，就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定律。

    “这个……这样吧，蒲贤弟你既然赠我两套书，那么我便赠贤弟你一句话，这句话我想你也懂得，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况祸常从口出耳！”

    对于余玠的点拨，从小同样读够了四书五经的蒲金书如何不知道。虽然有的时候，自己的妻子崔红英也常常劝自己要小心。但事实上，“华夏帝国”对于官员们的要求却是，不要那么小心。作为华夏人，当言华夏事。是为华夏官，当为华夏思。这才是“华夏帝国”对于官员们的要求，千言成语就是岳飞的那一句——“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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