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我十八岁的表演，是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好的表演的，但我依旧喜欢那时候我的热情，执着。剧院里的人都很好，他们听说我来自北平而且只有十八岁的时候，都很佩服我的勇气。

    十八岁，对于现在三十三岁的我来说，只要提前来就会嘴角上扬的年纪。可是正在十八岁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一点，当时的我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这样。当时我们那代人以为我们我们的时代是最差的时代，我们的国家被压迫被欺凌，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因此忧愁。现在的年轻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忧愁的。也许年轻就是这样，忧愁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等待着某天来自哪里的救赎，而人一旦离开自己的精神世界，就再也没有年轻可言了。

    我的十八岁在忧愁什么呢？我这么想着，1948年夏日的某天夕阳陨落，阳光照在我院子里正值壮年的樱花树上，樱花树此刻郁郁葱葱，花早就开过了。这种短寿的花从含苞待放到散落到无影无踪，时间不到一个月，一年剩下的来的十一个月，它的样子平凡到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甚至一月里它树叶落光和七八月里它枝繁叶茂都引不起人的半点注意来。时至今日也搞不懂为什么日本人会喜欢这样的植物，我当年一定是疯了才会花时间花精力去栽种这样的花。

    我继续开始回忆，时间回到1936年的夏天。我在参演了不少话剧之后从里昂高等戏剧学院顺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牵着一个法国女孩子跳了一支舞，但是我在毕业典礼的前夜还是梦到了那个舞者，那年我二十一岁，没有去找任何人说过爱情。那时候我不敢断言我是不是爱上了舞者，但是我在收拾回国的行李的时候，翻到了乔梦鹃送我的风铃，心情没有从前那样沉重了。我甚至在这三年里很多时候忘了有这么一桩事曾经发生过，忘掉收到这样一件特殊的礼物时的悸动。乔梦鹃，她现在怎么样了？大约是结婚了吧，很久都没有联系过了。

    当我偶然间回想起乔梦鹃的时候，去往上海的轮船停泊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港口，江仕荣对于这样西班牙风情的港口很感兴趣，船一停便迫不及待地走上港口。我只会讲两句英语，对西班牙语更是一窍不通，只是站在甲板上，懒懒地吹着海风，那天阳光的温度把海的味道烘托得恰好，是适合眯起眼睛喝一杯下午茶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是个十分赶潮流的人，从头到脚都是巴黎最时兴的装扮。以至于我现在回想起来，居然不要脸地觉得那时候的我也算是海边一道风景——盛夏时候在海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不嫌热地头戴贝雷帽，一看就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船上有一家法式的高级餐厅里传来舒伯特的《鳟鱼》，和一碧万顷的海面相得益彰，我循着提琴和钢琴的交错声，命运般地来到了那家餐厅。我随意地点了一份下午茶，然后继续无聊地看着一边拉低音提琴的那个人。小提琴手和钢琴师始终在忙碌地演奏，而抱着沉重低音提琴的人只是偶尔拨弄一下身边的硕大乐器。我数着节拍，算着低音提琴拉响的频率。

    直到穿着姜黄色高级礼服戴着帽子的女孩子的高跟鞋落在木地板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意外地轻快，和《鳟鱼》居然合拍。那个女孩子气质很出众，一看便是定制的小礼服和精心梳好的圆圆的发髻勾勒出她纤长的脖颈，乌黑浓密的秀发显得脖颈十分白皙。她坐在我的斜对面，和我有一个过道之隔，她垂下眸子看菜单的时候，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是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精致的脸，细细弯弯的眉毛之下是一双灵动可爱而闪烁的眼睛，鼻梁的高度适中，笑起来的时候，有两颗可爱的虎牙，很孩子气。我永远不会忘掉和她的初次见面，不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某个港口，而是在1933年12月24日巴黎大剧院《胡桃夹子》芭蕾舞剧的表演舞台上。时隔三年，我又一次见到梦中出现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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