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生来所有经历的艰难困苦都算上，眼前的困境可以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便足以说明这困境的不易解决的程度。

    然而这么排名似乎又不够公平，因为人生的难处有很多种，有内在的，有外在的，磨心挠肺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没钱也是一种，前者比如抑郁症这是纯精神上的，而后者只要给钱就能解决。

    祁同伟觉得他面对的是后者，因为显然的，这点儿客观上的困难波折还不足以动摇他被时光和经历千锤百炼出来的强大心脏，只不过要解决这些，显然比仅仅没钱这点儿要麻烦得多得多。

    纯技术上的困难，也是困难。

    郝越絮絮叨叨的那些东西他听着呢，听见了。

    他当然听着呢，听见了。

    他怎么能装作听不见？要知道那也是他从高烧中回魂后，一直在脑中环绕着的问题。

    他怎么用现在这身带着带着标记alpha味道的一身omega信息素去报道，缉毒警察大队还肯要他吗？他要说实话吗？还是放弃或更改既定计划？如果他放弃，那么有这么个记录的他还能进入其他的政府机构吗？他那些最快速的“平步青云”的方案，都成泡影？再次规划未来的道路，要冒多大的风险？

    每一个问题都会翻起一种情绪——对侯亮平的憎恨，然后又迅速被祁同伟以超强的自制力镇压下去，回到目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

    离开鞋厂时，郝越想拦他，他看出来了，但是郝越最终把想要拦人的手牢牢地锁在腋下，那模样活像在某些工地外面戳着等活干儿的老农民，好吧，其实郝越和他，本来也就是农民出身，只是还不算老。

    郝越最终也没试图拦过他。

    这样很好，省去了他说服、镇压的精力和时间，也规避了他要被迫换掉郝越这枚布在外线的棋子、未来备用的白手套的麻烦了，毕竟这么多年的情分，现在让他断了，还是有几分舍不得的。

    还有三天就要报道了，他要解决的麻烦实在太多，郝越肯主动帮忙给他省心，这很好。

    梁璐平时不住在汉东大学学校里。

    虽然对于很多老师来讲，学校的宿舍是大家都很渴望的“稀缺资源”，比如高育良作为汉东大学史上非常少有的特别年轻的系主任，特别招人恨的可不仅仅是他的那份年轻，还有那间两室一厅的宿舍。

    这个年代，不知道多少大学教授都是住在筒子楼、连厕所都没有的巷弄窄屋、几十户共用一个厨房的破旧老房子里。

    你有我没有的，你又这么年轻，不恨你很谁。

    然而神奇的是，这些人对梁璐却没有这份隐秘的“嫉恨”。

    虽然无数老师踏破校领导的办公室也没捞着一片门板，被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的人大笔一挥，轻轻松松地给梁璐分配了一间一室一厅的宿舍。

    这些人依旧不嫉恨梁璐。

    当然，梁璐是推拒了的。

    那时她“大病”一场，家里人觉得学校的住宿条件不好，担心她身体撑不住，她大哥正好调职到另一个市任职，原本单位分的房子因为他供职年头够久，已经落户在她大哥头上了，调职后不住了，空了下来，离汉东大学又近，小区环境也好，就让梁璐搬到那里修养去了。

    权力本身的边际效应，有时会以一种正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影响其作用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比如，那些对高育良住好房子深恶痛绝的教授们，对梁璐推掉学校分配的宿舍、住校外高档小区的行为，不自觉的赞美起来——觉得梁璐作为一个老爸权力如此大的高干子女，还能把分配的房子退了，很是“高风亮节”呢。

    时常地，当面对一份大得没法反抗的权力时，敬畏会诱使人转而为这份权力的边际效应“描眉画目”，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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