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扎萨克蒙古的兵民，各以将军或大臣统之。喀尔喀四部之兵，原统于定边左副将军，1896年整编后改为直属蒙古特别军区司令；杜尔伯特、新土尔扈特、和硕特之兵，原统于科布多参赞大臣，旧土尔扈特之兵原统于伊犁将军，1883年朝廷设新疆行省之后，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等部各盟旗并入新疆省，1896年后，各部兵丁编选为正规军和民团。青海各部落，原统于西宁办事大臣，设青海省后并入省内，由省政府、省军区管理。阿拉善和额尔济纳之兵，不统于将军和大臣，征调同内扎萨克蒙古。

    蒙古地区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按清朝的封建等级制和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还有一至四等台吉或塔布囊。这些封建贵族爵高位尊，有的任盟长、副盟长，有的任旗扎萨克，即一旗之长，这部分人可称管旗王公，扎萨克之职，自亲王到台吉都可任职，而且是世袭的。不任公职的，可称为未管旗王公，这部分人虽是王公贵族，但不是执政的，其待遇与管旗王公有所区别。

    此外，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僧侣集团上层也是蒙古地区重要统治力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代表，内蒙古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宗教首领，和班禅则是黄教的最高首领，各活佛、寺院名下都有大量的土地草场，由于蒙古地区几近一半的男性人口都出家为僧，王公贵族又无人不崇信黄教，故宗教上层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清朝皇帝通常采取册封、赏赐、给予免税免役特权等手段来控制他们，从宗教方面强化对蒙古的统治。

    移民实边之议，由来已久，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美、英、德、法等列强势力相继侵入蒙古地区，面对列强侵略，帝国边疆大吏纷纷提出“筹边”之计。1880年光绪六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帝国前总理、承恩公张之洞在上书朝廷的详筹边计折中首次提出了屯垦蒙边的意见，继任山西巡抚刚毅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提出了更详细的筹议晋省口外屯垦情形折，山西省长胡聘之于1897年光兴二年提出屯垦晋边折，这些奏折中都提到了要通过移民实边的办法来应付外敌、巩固边疆。

    1900年光兴五年，山西省长岑春煊多次上书朝廷，请求“筹议开垦蒙地”，提出先期开垦灌溉便利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之地，既可发展蒙地经济、巩固边防，又可增加财政收入。

    1901年，文易内阁通过了内蒙垦务令，任命伯爵刚毅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古西部督办垦务，从此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面放垦。为迅速展开垦丈工作，又特授刚毅归绥军分区司令、内蒙专区办事大臣等职，以武力为后盾，在预定放垦的地区设置清丈局、垦务公司和垦务局，强迫当地王公将领地放垦，3年内即在整个内蒙古专区垦丈土地400余万亩，收取地价300余万元。

    由于涉及切身利益，部分王公牧民对垦务抱持抵制态度，与垦务机关、驻军时有摩擦，垦务大臣刚毅往往以强硬手段处置，蒙人怨愤四起，称之为“吃土魔王”。

    1903年中俄开战后，为稳定内蒙局势起见，文易内阁又以贪污、滥用职权为名罢免了刚毅，暂停垦务，着重在已放垦的地区设置府县，引进训政，训练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宪政下的地方自治。

    战争结束后，第二次刘云内阁决定重启垦务，任命山西省长程德全为垦务大臣，兼任绥远军分区司令、内蒙办事大臣，预定以六年为期，在整个内蒙专区续垦700余万亩土地，移民15到20万户。

    然而在1905年1月的京师变乱后，由于满洲皇室被迅速压制，身为臣下的刘云突然成为皇帝，蒙古地方人心动荡，为安抚蒙人，刘云除了宣布蒙古各王公爵位、薪俸不变外，也要求张志高内阁暂停垦务。但在此之前，哲里木盟和伊克昭盟已有60多万亩纳入第二期垦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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