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不大明白，“如今在国外生活的不少人，他们的父母不也都在国内吗？这与你回国有什么关系呢？”

    他摇头道：“冯市长，可能你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也或者是你的情况与我完全不一样。我和我妻子的父母都在江南省，我们生活在国外，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总是时常会担心我们父母的身体状况。

    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就越来越大不如前。

    有一年，我父亲因为急性胰腺炎差点去世，我在国外一时间赶不回来，只好天天守在电话旁随时询问父亲的病情。后来我岳父脑溢血去世，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觉得不能再呆在国外了，因为我们那样做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国外的条件再好，但是我们的根毕竟在国内，有些东西是怎么也不可能摆脱掉的。”

    听他这样一讲，我心里顿时就明白和理解了。我心里在想：如果让我现在去到国外长期定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肯定不可能让自己的母亲单独一个人住在国内。我也不可能让母亲和我一起去到国外，像她那样的年龄，让她和我一起背井离乡可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我点头道：“这倒是。那么，后来你怎么又去到地方挂职了？我更好奇的是，你从地方挂职后回来怎么不继续留在高校任教呢？”

    他苦笑着说道：“在德国的时候我认为国内最好的单位应该就是高校了，毕竟我是搞科研的。

    可是当我到了高校工作后却发现，国内的学术氛围太糟糕了，搞学术的人也变得非常的浮躁，很多人的论文都是抄来的，而且权力在学术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只要是副校长以上的领导，那必定就是硕导甚至博导，就连根本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当政领导，他们居然也可以成为所谓的管理学的硕士生导师。

    可是像我这种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反而成为了另类，我申报的项目根本就得不到重视。

    后来，学校通知我到地方挂职，也许是因为我多次给他们提意见，毕竟我是留学的博士，如果太不照顾我的情绪他们也担心把事情闹大。”

    我顿时就笑，“你也就服从了他们的安排？”

    他笑道：“我是中国人，可能在骨子里面还是把当官视为一种理想吧？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中国人或许是把当官当成了唯一的信仰。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过激，但至少说明了我们很多人的一种心态。”

    我笑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过好像蛮有道理的。”

    他随即继续地说道：“到了地方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对地方的那些程序什么都不懂，所以每次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只好什么都不讲。

    就那样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我觉得那样的工作简直就是耽误自己的时间。

    后来我就想到了自己曾经在国外研究的项目，于是就试图说服市长投资一家专门制造高档皮革的工厂，可是人家根本就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因为地方上的项目都是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

    市长对我说：如今的国企大多都卖给私人了，我们怎么可能再投资国企项目呢？”

    我差点就笑了出来。我心里不禁就想：这个人的书生气可真够重的。

    随即就听到他继续在说道：“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太书生气了，不过我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最适合的还是搞自己的科研。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在地方上工作的那一年还是很有收获的，一方面我慢慢适应了地方上的那种工作模式，反正就是不一定要干实事，但是却必须要和地方上的领导的关系搞好，只要经常去和他们喝酒就行。

    另一方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因为自己的职务关系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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