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虾、生蚝、鲜虾、鲍鱼、带子、吞拿鱼、三文鱼、沙丁鱼等海鲜随处可见。

    到海鲜超市一看价格，用澳大利亚收入水平来看一点都不贵，比如鲍鱼每公斤十三澳元左右，如是用一比一的收入标准比较，比我们国家的市场价还便宜，因为在澳大利亚最低收入每月是二千五百澳元，而上班族的平均收入是五千澳元。

    我叹息着说：“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啊？”

    她摇头道：“我看啊，基本上不大可能。”

    我诧异地问她道：“为什么这样说？”

    她笑而不语。

    我更是好奇，“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她这才淡淡地笑道：“国内的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捞好处，商人赚了钱后大多都移民了，你说，这样怎么能够让老百姓富起来呢？”

    我顿时默然。

    自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造就了一批先富者。按照“实现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我们的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可是现在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百分之十四的千万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这些富豪虽然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作为财富精英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

    按照改革开放最初的决策预想，先富起来的人要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可是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却选择了移居海外这条路。这个现象不但偏离了原来的政策预期，也偏离了人们对富人的社会期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与居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地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主要体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投资环境。

    目前富人移民潮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食品、教育、医疗以及居住等问题。其中，方便子女获得优质教育，是很多富人选择移民海外的普遍理由。

    在中国人心中，子女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受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望子成龙”的期待几乎存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中。但是，由于中国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所限，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于平常疏于教育和管理子女的富人家庭，高考这条路似乎并不容易。

    反之，如果能较早地移民国外，让孩子尽早熟知英文学习环境，则不必通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努力，较轻松地考上一所比国内名校还要好的国外高校。

    这种海外“高考移民”的方式，对于富人来讲，能够承担其成本，自然也就愿意为了下一代“孟母三迁”了。同时，寻找安全感，富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受到国家与社会多方面压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发挥巨大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富人都有着庞大的事业基础，因此其也非常注重投资环境。而近年来国内投资经商环境的恶化是导致富人移民海外的另一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八十七个国家投资环境的四个方面做出评估，这四个方面是：外国企业进行的跨行业投资行为，成立子公司的过程，取得工业用地的程序，商业纠纷仲裁机制。我国竟然在这四项指标的评估结果中均表现不佳。

    报告当中就指出中国外资企业设置的限制太多，吸引外资表现并不突出，导致很多的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

    同时，美国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声称通用电气在中国正面临二十五年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指责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浓厚，对外国跨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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