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来了收粮食的贩子，家里有一百多袋子的麦子，还有三四十麻袋的苞谷。

    小麦一公斤两块四，苞谷一公斤一块九，父亲把库房里面里里外外的粮食都打扫了出来。

    院里子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袋子，父亲在家里找了本我们儿时写作业的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盯着贩子师傅的称一袋一袋的过，然后认真的记录在本子上。

    称完所有的粮食，已经大半天过去了，父亲和贩子师傅呦喝着扛起一袋袋整装好的粮食送到了停在门口的车里。

    我尝试着扛起沉沉的口袋，可几次后就彻底宣布投降。父亲又气又好笑的说。

    “真是成了只能握笔杆子的人了。几年的五谷白吃了。”

    贩子师傅听了父亲的话，像是有点给我抱打不平的样子。

    “握笔杆子好啊，可别像我们一样做庄稼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还没个安生。”

    贩子师傅这番话让父亲的脸色有点难堪，父亲不在乎他说庄稼人辛苦，而是在乎他那句老了还没个安生。

    我没有回答他俩的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有点埋怨，我不也是庄稼人嘛，只是多读书了两年书，像他们那样少吃了两年苦。埋怨之外，我又有点庆幸，庆幸当年母亲一再要求我继续读书，要不然我估摸着我还真吃不下来父亲曾吃过的苦。

    搬完了袋子，父亲请贩子师傅坐屋里喝口茶歇一歇。我闻到父亲和贩子师傅身上一股浓重的汗味，那味道甚至让我有点窒息。

    伴随着这股汗味，我的心头一阵酸楚，我想起父亲和母亲弯着腰挥着镰刀，在烈日当空的午后，埋没在麦田里，不停地割着小麦，一趟回来，腰已经酸的直不起来，长时间的低头，让脸部充血严重，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像淌水似的往下流着。

    那些年机器还不盛行，父亲老说，机器会把麦头打碎，太浪费了，简直就是在作孽。

    每到割麦子的七月中旬，印象里村里的人家就会请来很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除了有四川人还有一大部分是河南人。

    这些外来的人割起麦子很厉害，一个人一天能割两亩多地，一亩地起初是六十块钱，后来随着工价上涨，慢慢的变成一百块，一百二。

    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外地人再也不来割麦子了，父亲说器械化越来越普遍，再去请人太不划算，那一年父亲就雇了割麦机，机器一发动，呼啦啦一阵子，麦子就整整齐齐的躺在地里，像熟睡的婴儿。

    割麦机割麦子是快，父亲在前边盯着，母亲带着我和哥就在后边捆麦子，捆好了三个一堆的摞起来，母亲说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就要五六个的摞一堆，那样雨水就不容易渗漏，等到天晴了，再一一摊开，稍微一晒，就可以装车里拉走了。

    拉麦子是我最喜欢干的活，不像捆麦子得规规矩矩的跟在母亲后边，拉麦子就比较随意，可以自由的走动，当车里装上几层麦捆之后，父亲就指示我爬到三轮车的车顶上，把他们扔上来的麦捆一个个排列整齐，这样可以多装点，省的来回都花费时间在路上。

    拉回去的麦子都会堆在学校后边的空地上，空地旁边是我们家的园子，方便把收拾完的麦秸杆收起来，日后留着喂牲口。那块空地原来也是种麦子的，要提前割完了，再放火把麦秸岔子烧了，然后用铁锨把没有烧干净的岔子剔干净，这样就成了一块临时打麦子得麦场。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麦子都是一层层的铺开在麦场，爷爷会套起家里的骡子，拉着石头滚一圈一圈的压在麦子上，父亲和母亲来回的翻动着压过的麦子，直到麦杆上再没有粮食被压出来。

    那样干活的效率很低，往往一天下来也就能收拾一亩多地，在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家里那十几亩的麦子前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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