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当然都是我爱吃的，少不了我最爱吃的饺子还有王致和豆腐乳之类。其实与我在监狱最相依为命的东西便是香烟。

    在社会上时，因为和文字打交道，所以抽烟就成了我和其他笔杆子不约而同产生的奢好，烟瘾也随之发表文章的增多而加大，最后加大到除过吃饭占住口、睡觉闭住嘴的时候不抽，剩下的时间任何时候都不停的、毫不怠慢的一直抽。就是晚上起来解小手，也得至少抽上三支烟。有次晚上起来，发现兜里的支烟不到三支，过不了烟瘾，就翻身起来到父亲这边又是敲门又是打窗，硬是把父亲的半盒农工烟拿了过来。因为除过解手要抽三支以外，临近起床我也要抽三只，就连上班骑上自行车在路上我也要抽着烟，因为这，我在单位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烟大王”。每天至少3盒烟。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阵子连别人卷的烟炮的屁股都混不上，我就会卷些茶叶焖上几口，即便呛得使劲咳嗽，也真的扔不掉“烟枪”。人都说当时二战区的部队就是“任凭缴枪都不交醋葫芦”，我想我这一辈子怕是“交了命也不会交纸烟”了。

    但有的东西就是由不得人的，我一生没想到的两件事最终改变了的人生轨迹。一个是真的没想到我真的会和监狱有不解之“缘”；第二个是戒掉和我时时形影不离的纸烟。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是来的这么突然。

    接见就要结束了，我十分迫切的问妻子：“这次给我带了几条烟？”妻子看了看我面露难色：“这次没给你带，上两个月接见，一次是给你带了十二条，一次给你带了十条，我想你要是仔细着抽，能省出这个月的，所以就没给你买。”没有烟就是我最大的失望，尤其是在监狱，性情总是特别紧张和压抑的地方，更加增添了接烟消愁的迫切。

    妻子看到我有些失望，便安慰我：“下个月接见多给你带几条，再说两个孩子上学，为了给孩子交学费，馍店老板都是把我的工资提前预付了一个月的。家里都很艰苦，你的两个女儿都不像你在家那样了，都是穿的破破烂烂的，你在里头也将就些，给你少买几盒烟，孩子就能多吃一个饼。”妻子说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我没有本事养家，再拖累家里，我觉得本身就是作孽，所以妻子的话使我从心里愧疚不已。

    走时，我把那几张报纸，通过接见的那个年龄大的，大眼睛、大鼻子的女干警拿了过去。那个女干警可能和犯人的家属打交道的时间长了，所以总是和颜悦色，满脸的笑容。她看我报纸上文章的时候，很专注的样子，然后整整齐齐叠好，给我母亲，笑着说：“姨呀，你可生了个秀才儿子，我早都听他的张队长说林峰的文笔可好呢，果然名不虚传。来了这么短的时间文章就上了这么多的报纸。”她连说带笑，十分可亲。母亲和妻子也应和着去笑。

    这话要是在社会上我听了是十分悦耳的，毕竟靠笔杆子打拼了几年，首先改变了农民的身份，后来又坐上了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但现在听起来特别别扭，因为场合不同的缘故吧。

    妻子和母亲走了，我就像痴呆了一样提上东西离开了接见楼。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妻子的那句话：“给你少买几盒烟，孩子就能多吃一个饼。”这句话一直像扎在我心口的利刃，是啊。自己已经不能养家了，还要没有脸皮的与自己的女儿争吃喝。我应该做的，就是戒掉形影不离的纸烟，给家里省出几块钱来。

    在监狱里床振效率最高的，或者能引起好几个床共振的也就是中队接见的日子里，因为有的人接见了过于兴奋；有的没接见过于紧张；还有的好不容易到接见楼上蹭到女人面容也毫不吝啬地抓住机会来一次。总之，到了接见日的晚上，就像过年一般。每个人的床都在不停地抖动，并不时传来一种男人最终的巨大晃动和轻轻的哀叹。

    我躺在床上，即便是床最为激烈的抖动，我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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