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问，他倒是很了解陈强。

    陈强略显尴尬的点了点头。

    “你的经历，也的确是挺传奇的，可以写成书，回头把书稿给我看看，我帮你修改修改。”张伯苓话音顿了顿，接着说道：“如果你真要出书的话，也不用找别人，咱们南开大学有专门的书局可以印书。”

    未来的南开大学，也有专门的出版社，而在三十年代，南开大学有自己的书局，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的“书局”，不仅仅是指出版社，像是印书馆、书店、都可以称之为书局。而可以出版书籍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是报刊、图书馆、书店，甚至一些卖笔墨纸砚的地方，都能帮助作者出书。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稿酬制度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当时的稿酬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润笔费”，也叫“润笔之资”，这算是后世的稿费。当时的润笔费的标准不一，北平的官办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稿酬可达4-5银元千字，而上海的刊物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1-3银元千字，知名人士的润笔费要搞一点，比如鲁迅先生的润笔费，最开始的时候是3银元千字，后来涨到了5银元千字，这在上海算是比较高的润笔费了。

    第二种是“提成费”，也叫“版费”，就是现在的版税，得是发行了实体书才能拿到的钱。后世普通作者的版税大概是6，畅销一点的作者能拿到10，那些比较牛叉的作者，版税才能超过10。而在民国时期，不同作者的版税月不相同，比如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的版税是15、鲁迅的版税是20，版税最高者是梁启超，达到了40

    第三种形式叫“作价购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版权买断。

    润笔费和提成费，是当时文人的主要收入。举了例子，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最初是发表在《新青年》月刊上，《新青年》月刊要按照5银元千字支付鲁迅先生稿酬。后来《狂人日记》被收录到《呐喊》的集当中，当北平的新潮社出版《呐喊》的时候，鲁迅先生还可以得到20的版税。当时一本《呐喊》卖五毛钱，卖一本《呐喊》，鲁迅先生就能分到一毛钱。

    所以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热衷于出合集，一片文章先生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赚一笔“润笔费”，然将自己曾经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整理，凑成一本书，刊印出来再赚一笔“提成费”。一篇文章能卖两次的钱。

    陈强写的是自传，他也没打算在报刊上发表，所以这“润笔费”，陈强是赚不到了，他能赚那一笔“提成费”。

    想赚提成费，就得多卖书，书卖的越多，提成费就越多。

    陈强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争取在1933年卖掉一万本的自传。

    ……

    南开大学书局的速度很快，春节过后，他们很快便将陈强那本《从报童到世界第一》的自传刊印成册。

    陈强正琢磨着该怎么卖书的时候，张伯苓却接到了一封北平发来的电报。发电报的是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他打算邀请陈强去清华大学演讲。

    之前陈强募捐参赛资金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是踊跃捐款，给了陈强很大的帮助，现在清华大学邀请陈强过去，即便是一分钱的演讲费不给，陈强也不会拒绝的。

    而且去清华大学演讲，也跟陈强在美国演讲时不同，陈强在美国大学里的演讲，主要是讲运动与健康的理念，顺便抛售他的“亚健康”理论。而在中国的大学演讲，显然不能讲什么运动与健康，也不能讲“亚健康”，而应该讲述他在奥运会上夺冠的历程。

    作为中国的奥运英雄，陈强在中国大学里做演讲，其实更像是先进事迹报告会，说说自己夺冠历程经历了多少的险阻困难，最好有一些让人潸然泪下的桥段，听的观众大受感动，各种的掉眼泪。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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