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必须在指定的几个柜坊之一开设“账户”，是为注册，要将本金存进去，是为“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的额度，会和经营范围挂钩，账户的初使注册资本越多，可以经营的行业范围就越广，若是想经营香药等暴利行当，注册资本初步限定是不得低于二十万贯（可以是实物折价）。

    从此以后，牙侩从外地商贾（行商）那里进货，必须在柜坊过账走“流水”，也就是从柜坊账户里支取货款给客商，如此一来，留下了出账记录，以及回执票据。

    同样，牙侩把手中的货物转售给本地商贾（坐商），收入也得在柜坊过账走“流水”，就是把货款存入柜坊，如此一来，就留下了入帐记录，还有回执票据。

    这是强制要求，不愿意，可以，爱干干，不干滚。

    官府的做法很直白，首先承认牙侩对于撮合买卖的作用，还加以强化，让大宗货物买卖都必须通过牙侩才能进行。

    然后，加强对牙侩的管理，以柜坊为工具，控制牙侩的“流水账”，以之追查对方店里的账目，确定进货量、出货量，作为征税的凭证。

    如此一来，牙侩们就被锁住了。

    与此同时，东西市

    内的坐商（有邸店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家），也必须在指定的几个柜坊之一开设账户，存入“注册资本”，进货的货款，也必须过账走“流水”，以及回执票据。

    这也是强制要求，不愿意，可以，爱干干，不干滚。

    接下来，坐商把商品卖给了谁、交易额是多少，市署不管，按坐商进货时的金额去对账，然后收税。

    至于物物交易，自然有另外一套流程，柜坊会针对这种情况提供另外的服务，但道理是一样的。

    如此一来，牙侩、坐商们就会有两本账，一本是自己店里的账，一本是柜坊账户里的流水账。

    自己店里的账随便编，但柜坊里的流水账，根本就改不了，一旦两本账对起来发现对不上，就对回执票据，如果发现是店家作假账，那店家就要倒大霉了。

    这种双重记账法一旦实行，商家不容易逃税，市署不需要每日派税吏守在店里记账，只需要每月从柜坊拿流水账，就能较为轻松分辨商家账本的真伪。

    用柜坊强势介入商业买卖，介入账目流转，由此多了一个账本，让税吏有了倚仗。

    还强制商家在柜坊开账户，存“注册资本”，白得一笔资金用于放贷生息，这和抢钱差不多。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脑袋，才能想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办法来，使得行商、牙侩和坐商，都免不了缴税，如果可以，真想将此人万箭穿心。

    行商缴税，依据是商品目录，而牙侩和坐商缴税，依据就是在柜坊里留下的“流水账”。

    这套制度实行起来，当然还有很多具体操作，但官府的这套新制度不算复杂，谁都看得懂。

    行商的货物，从入城开始到坐商出售，会缴纳三次税，而牙侩和坐商的利润也加在内，变成最后的售价。

    税率经过调整，累计起来不会太高，牙侩的利润被适当压缩，留给坐商足够的利润，顾客能够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购入商品，官府收的商税能根据贸易量的增加而上涨。

    这算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么？

    不是，利润变少，谁会高兴？

    商家如实缴税，意味着自己的收入少了一块，宛若被人割了一块肉，谁不觉得疼？

    从头到尾看，怕是只有税收增加的官府会高兴。

    而对于长安的粟特商人及其他豪商们来说，这是噩耗，意味着垄断市场获取暴利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不会有人心甘情愿接受如此命运，但不服也得服，因为“那一位”养的两个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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