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质疑，尤其对“允执厥中”的看法，让刘炫一时间哭笑不得，对方以中原（河南）方言来解释，他无法引经据典来反驳。

    允执厥中，多么玄妙的四个字，结果被杨济这么一解，刘炫满脑子就是河南州郡当地人说“中”或“不中”，上古圣人那光辉形象，瞬间崩塌。

    刘炫当然不可能认输，还是坚持“允执厥中”的通常注解，但杨济的质疑很有效果，听众们已经在窃窃私语，许多人都已经出现了动摇。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发了芽，就再不可收拾，刘炫对十六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勉强，尤其最后四个字，不是正面反驳，而是照本宣科，这更助长了听众们的疑惑思绪。

    杨济的进攻没有停止，他用明代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继续对尚书大禹谟质疑，目标是这篇书中的两句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先生！尚书大禹谟之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

    听得杨济说到了春秋左氏传，许多听众面面相觑，今日因为是刘炫讲尚书，所以他们即便带了书，也都是带尚书各篇，哪里有人会带春秋左氏传。

    所以这就是考验各自功底的时候，奈何许多人还没做到烂熟于心的地步，手上空空，脑袋也没有详细内容，思绪根本就跟不上辩论双方所说的内容。

    杨济用典，说的是鲁庄公八年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郕国，郕国哪里顶得住，便降了齐军，鲁国士大夫仲庆父得知后，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

    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所说？

    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

    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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