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晋始，江南就逐渐成了钱粮重地，天下钱粮有三分之二出自江南，而天下之中的中州、秦州却是逐渐衰落，于是大晋一改前朝定都西京、龙门的惯例，定都金陵。只是如此一来，帝国中枢太过偏向南方，江北难免空虚，正所谓鞭长莫及，如今的辽东三州距离金陵太远，帝国对其的掌控便十分薄弱，断断续续，时有时无，所以大晋的幽州是在如今的帝京直隶一带，而非关外。幽州意为朔方幽冥之州，也就是最北方的意思，所以待到大魏得了天下之后，疆域扩展至辽东三州，幽州便随之北移，来到关外，而古幽州则成了今日的帝京和直隶府县。

    当年大魏太祖皇帝在定都时，也有过一番斟酌。在他看来，大晋正是因为定都太过偏南，才使得大晋对于江北掌控薄弱，北方失守太快，也导致了大晋长期处于被动之中。从地势上来说，北方一马平川，利于骑军驰骋，北高南低，若是北方失陷，北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那么偏安江南也只是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如果北军在江北站稳脚跟，大江南北隔江对峙，那么千里江防，处处都可能成为突破所在，若是处处设防，兵力分散，那么整条防线形同虚设，任何一处被突破，北军在南岸建立据点，则大江之天险变成南北共有，大江防线功亏一篑。而金陵的根基便是大江沿岸的四府等地，北军一旦渡江，立时便能威胁到金陵的根基要害，即使北军未能立马攻克金陵，只要占领了金陵周围四府之地，金陵基本上只能坐困愁城。想要守江，必须将芦州变为纵深，这样一来，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芦州为根基，北上北伐，退可以芦州为金陵屏障，防守大江。

    只是此乃偏安一隅的格局，想要天下一统，还是要北上，北上就必然要重心北移，再加上金陵乃是大晋旧都，而且史书上选择金陵为国度的朝代也大都短命，非是吉兆，故而大魏太祖皇帝首先否定了金陵。至于中州龙门，影响力又不如秦州西京，于是最后剩下了如今的帝京和西京两个选择。

    从地理位置来看，西京位于帝国中心位置，利于防守，而帝京太过偏向于边镇，似乎是西京更为合适，不过想要经营辽东，西京就有些太远了，所以最后大魏太祖皇帝定都于如今的帝京，使幽州整体北移至关外，在此设置卫所，这才有了如今的辽东三州，因为帝京靠近边镇的缘故，大魏逐渐变成了北方掌握兵权而南方掌握财权的格局，南方钱粮通过大运河北上运往帝京，再通过帝京分别运至辽东三州和西北各州。

    也正是因为大魏太祖皇帝经营辽东三州，堵死了金帐汗国自辽东南下的路径，使得金帐汗国只能转而从西北进军，于是太宗皇帝又实行双京制度，将西京变为陪都，以此来巩固西北边防，也卓见成效。平心而论，如今的秦州、凉州、蜀州失守，非战之罪也，当年秦襄已然驱逐金帐大军，收复失地，之所以得而复失，那就要问庙堂上的衮衮诸公和那位太后娘娘了。

    大魏朝廷有两大边军，一者是西北大军，由秦中总督统率，一者是辽东铁骑，由辽东总督统率。秦襄是最后一任秦中总督，秦中被召回帝京下狱之后，西北大军的五个总兵被革职四人，面对西北大周起事，西北大军群龙无首，能打仗的老兵或死或降，已然是名存实亡。面对如此情景，辽东总督赵政若说不心寒，那是自欺欺人，于是赵政趁着帝京中枢内乱而无暇顾及之时，联合辽东豪阀秦氏，隐隐成自立之势。

    失去了西北大军的大魏朝廷只能从钱粮一事进行制衡辽东，可无奈辽东三州本就富饶肥沃，赵政行屯田开荒之举，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已是可以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再加上秦氏和补天宗掌握了北海航运，完全可以绕开陆上封锁，从海上直达江南，其他物资也是不缺，如此一来，辽东便成了国中之国，隐隐有虎视天下之势，若非其背后还有一个金帐汗国作为牵制，当今天下局势如何，殊为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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