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了帝国的统治思想。只是由于当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大量图书被焚毁，加上秦汉之际战火四起，更让无数典籍遭受灭顶之灾。种种原因的叠加，导致流传下来的《五经》存在着种种残缺，即便经过大量学者的回忆、整理、注解，也已经与原版存在着差距。

    这原本没什么问题，毕竟所有治世思想都是为了当代统治服务。有董仲舒等辈精英的完善，亦能够满足需要。

    然而当初汉武帝的兄弟鲁王刘余为了搞别墅，对孔子的的旧宅进行强拆。他这一皮不要紧，直接引起了今古文绵延两千年的争端，让汉武帝统一思想的努力从儒家内部开始分裂。

    在孔子的旧宅中，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礼》、《尚书》、《论语》、《孝经》等书。这批书籍全部以古代籀文写成，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

    既然独尊儒术，那尊哪个版本的“儒术”？

    是建国之初，由遗老、长者口述而成，用当下的文字隶书写成、且经过学者五十多年不断注解、已经被立为“官学”的版本为准？还是这一从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以古代籀文写成、号称原汁原味的的版本为准？

    更何况通过无数人的断句与注解，两者已经产生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很多解释往往都是今人依靠自己的理解揣测当初圣人行事的初衷。

    就比如说《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句读该怎么断呢？

    玄学的开山祖师、大名士何晏就注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可以告诉百姓怎样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

    他在《论语集释》中解释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所谓“听了无数大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能否过得好，那要看听这些“大道理”的人是谁。君子听了所以被称为“君子”。但是对于百姓来说，与其孜孜不倦地告诉他们为什么去做，不如告诉他们去做什么。

    只有君子才会去探索万事万物背后的本质。百姓才不会管你说些什么，谋生才是一辈子的头等大事。

    这就是“体”与“用”的关系。

    对于这种解释，很多人不认可，认为是歪曲了圣人的微言大义。圣人主张“仁”，所谓“仁者爱人”，既然“爱人”，又怎么可能不去教化百姓呢？

    所以他们认为该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圣人既然主张有教无类，自然因材施教。老百姓的觉悟达到一定程度了，就任由他们行事。不要过多进行约束，如果他们智力低下愚昧无知，自然需要加强制约、不断教育让他们知晓道理，在制约下才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然而在这样理解之下产生的规则，必然让那些“可”之民天然凌驾于“不可民”之上，让他们产生了天然优越，平日行事甚至可以超越于律法与道德之外。而那些“不可”之民，譬如清洁工、管道工以及农民等等，却处于严厉的律法约束之下，动辄得咎。

    当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哪种民，都是需要为皇帝服务的。所以另外一种解释也便来了。那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老百姓已经完全达标了，那就直接纳入治下，暂时还没达到标准，那就先养着，教育着，让他们达到标准，然后再纳入治下。

    比如说，后世有人问“中国古代有没有侵略过别人？”，有个点亮很高的回答是，“难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充话费送的？”

    然则虽然不是充话费送的，差距也不远了。其中诀窍，就在这一种断法里，那些化外之民不断受到中央王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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