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以“张然炮轰影评界”为题，对张然的反击进行了煽动性地报道，企图将战火引向整个评论界；而他们似乎真的成功了。

    张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评《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激怒”了很多还没有看《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他们纷纷跳出，加入讨伐张然的队伍，骂战进一步升级。

    《每日快报》影评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驴技穷的张然除了谩骂影评人，已经找不到办法挽回电影的烂口碑了”；《波士顿先驱报》的影评人詹姆斯-弗尼耶尔嘲讽“张然是个需要母亲表扬而长不大的孩子，可影评人不是他的母亲”；《东湾快报》的凯莉-万斯则斥责张然炒作“《正义天使》口碑惨淡，为了拯救即将坠落的票房，张然只能疯狂炒作！”……

    影评人和导演掐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个导演和某个影评人之间掐，像这样的大规模骂战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了。不管媒体，还是电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观众都怀着期待的心情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就在这时，张然的铁杆支持者大卫-波德维尔站出来了。波德维尔在《综艺》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谢利-克雷泽发表在《帝国》上攻击《正义天使》的文章进行猛烈的抨击。

    波德维尔在公开信里写道：“谢利-克雷泽在《帝国》上刊登的对张然《正义天使》的攻击是我看到的误读最严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误读还是有人说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是对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鉴于日本右翼现在正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张然的电影在东瀛上映，并计划对电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上映计划起到冲击；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并不想纠缠于谢利错误的逻辑以及陈词滥调，我只想将《正义天使》从他自说自话的误读、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来。

    谢利提到了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没有指出《正义天使》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岛芳子》中关于南京的充满讽喻的镜头之外，我所看过的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泪，在受害者的身份中无法自拔——应有尽有。《正义天使》跳出了这些电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杀电影都走得更远。张然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大屠杀本身，不是大屠杀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战等已经说过无数次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面对历史和真相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战。

    谢利声称《正义天使》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式的战争崇拜”以及“中国烈士电影传统”。《正义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尔伯格，以及中国电影中的传统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中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而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国代表着一个轮回，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六十年中，东瀛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张纯如通过自己的书粉碎了这一图谋。张纯如说，遗忘历史，就相当于二次大屠杀，对历史的屠杀。《正义天使》真正讲的就是，张纯如他们通过努力避免了历史重现，阻止了东瀛人对历史的屠杀。张然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这才是张然拍这部电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谢利指控《正义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软性政治宣传片，用某种方式宣传党内某个派别的态度或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张然怎么可能用十多年的时间来打磨剧本？请问《正义天使》与不论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证据在哪里？既然指责《正义天使》是在进行政治宣传，我觉得谢利应该告诉我们证据是什么。

    谢利认为《正义天使》拥有使用当代电影技术，以及制造流畅影像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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