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厂施赈，是清朝灾年赈济的一种形式。当时最常见的是平粜，即官府将常平仓的粮食平价卖给老百姓，以平稳粮价，遏制商人囤积居奇；或者贷粮，即把仓粮借贷给百姓，等待收成后再归仓，以帮助灾民渡过暂时的难关；或者散米，将粮食无尝发给非常贫困的人户，粥厂施粥则是给特别困难户的。散米和施粥，都是无偿的。

    据载，康熙四十二年兴国县大旱，秋天没有收成，次年春天张尚瑗就任县令，立即进行救灾活动。张县令先出常平仓粮放贷，接着与绅士商议用仓中余粮设立粥厂，后又捐资买粮，在治平观设局管理，于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施粥。每人每天按五合米下锅，五更煮粥，煮好打钟，人们从东庑进来，从西庑出去，妇女在另外的殿里打粥。开始每天用米七八石，后来增加到二十石。就是这样，道路上仍有许多饿殍。

    有“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文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之称的祁寯藻曾作有《打粥妇》一诗，描写一十九岁的少妇，怀抱奄奄待毙的六个月的婴儿，打粥以延活命的惨状：长椿寺前打粥妇，儿生六月娘十九。官家施粥但计口，有口不论年长幼。儿食娘乳娘食粥，一日两盂免枵腹。朝风餐，夕露宿。儿在双，儿亡独，儿病断乳娘泪续。儿且勿死，为娘今日趁一粥，掩怀拭泪不敢哭。

    灾害赈济，历来是赃官污吏聚财的好机会。他们的手段，一是报名有费，即收灾民钱上赈籍；二是廪给有扣，即粥厂之粥，扣下好米，搀和泥土树皮施给灾民。康熙时举人郑世元有规劝官吏不要发灾荒财的诗：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

    自古贪官猛如虎。

    范家的粥厂没有设在寺庙，而是设在小山脚下背阴之地，分男女为两处，老弱病残另设一处，每处都用木栅、大芦蓬围盖起来。每到打粥时，敲梆子为信号，使依秩序进行。对患病灾民给予医治。粥厂注重卫生，通风良好，凡进粥厂灾民都要沐浴干净，换上粥厂发放的新衣。

    范昭来到粥厂，张仁正在监督厨子煮粥，粥中放有盐和蔬菜。范昭亲尝一口，粥浓味正，还行。范昭了解到来粥厂打粥的灾民有九十一户二百七十三人，其中江阴本地有三户七人，其余均为外地灾民，每日各种费用约需用银二十余两。范昭感叹，此时，人的生命竟然“低贱”到不值几个钱的程度，和那些一掷千金买笑的富贵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许，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享乐与受苦共存的社会。没有了恶的对比，人又怎么能理解善的含义和善的珍贵呢？

    打粥时，三处灾民循序而行。少年妇女，出头露面，一些有志者羞愧饮泣，而大多数人表情麻木。范昭见一穷苦书生站立喝粥，心中奇怪，问张仁那书生是怎么回事。张仁答道：“那书生是本村人氏白乐成，中过秀才，两年前岁考没通过，又成了白丁。平日里苦读《四子书》，全靠妻子帮人缝补过日子。这次长江水涨，淹了房屋，没奈何与妻子来此打粥。读书人讲究体面，所以白书生一直站着喝粥。”

    范昭走了过去，问：“书生因何读书？”

    白乐成挺直腰，道：“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光宗燿祖，衣锦还乡。”

    范昭道：“我闻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书生只为仕途而读圣贤书，似有违圣贤之意。”

    白乐成面一红，道“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范昭见白乐成诡辩，暗自叹了一口气。

    忽见一婆娘跑了过来，道：“白先生，你家娘子要生了，你快去看看。”白乐成顿足道：“我仅有满腹诗书，如何帮得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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