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四年八月旬末的这段日子，大唐文坛喑流涌动。

    博陵崔氏那个少年庶子继数年前凭一册《三郎文集》名闻天下后，偃旗息鼓c销声匿迹了四c五年，似猛兽蜇伏般，卷土重来。

    紧随着《大学章句》而出的并非是《古文尚书疏证》，而是《大学格物补传》。

    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在《大学章句》的序中，作者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c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作者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者，《论语》c《孟子》c《大学》c《中庸》也。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c亲民c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c致知c诚意c正心c修身c齐家c治国c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唐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c东汉的郑玄，包括本朝的孔颖达，都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册中有序，盖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c神农c黄帝c尧c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c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然后是正文及注义，“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c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细读全文，与此前《礼记正义》大致相同，虽说颇有新意，且其中某些观点殊同于前人所注，但总体而言尚可接受。凭心而论，这册《大学章句》居然不逊前人所著。这个事实很难让人接受啊，这怎么可以出自于一个尚未及冠的少年郎之手呢？于是乎，一些人跳将出来指斥崔如英集注《大学》是居心叵测，是以恶意中伤前贤的手段藉此扬名，此等恶劣行径令人发指，当使天下之文人共厌之，如此云云。至于册子中的内容，却是无一人提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群起而攻之的对人不对文。

    当然，并非整个士林都在骂崔三郎，也有为他或者说是为《大学章句》发声的人，但站在正面的声音毕竟太弱，哪抵得住群愤滔滔？

    奇怪的是，虽然大部分人在骂，但《大学章句》真正放到书局售卖时，开始几天无人问津，却又在一夜之间抢购而空——真的是一夜之间，去买这册子的尽是些贩夫走卒之类，明显识字不多，甚至目不识丁，进了书局，直接问店主《大学章句》摆放在哪，随即付了钱走人，干脆的很。

    第二版的《大学章句》共八目，《大学格物补传》为首，其中言：“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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