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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