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批股东并不是招商局的董事会成员，赵引弓不需要这么多的决策人。这三十六位只要坐等分红就可以。实际的董事会成员只有二家：他自己和沈家。其他股东只是坐享红利而已。

    这种红利的损耗暂时是可以容忍的，首先元老院迫切需要靠日本的资源。其次，下一步在杭州开展的活动也需要这样的利益络加以保护。

    赵引弓诸事具备。便和杭州教会内的几位缙绅一起动身，去杭州府和钱塘、仁和二县衙门拜客。

    原本凤凰山脚下的慈惠堂的会董们主要是来自杭州城内的奉教缙绅，善堂的影响力并不大。赵引弓在凤凰山脚下修建规模宏大的难民营的时候，很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

    然而很快赵引弓和他的慈惠堂就出了名。在1633年的浙北大旱中，慈惠堂以其最快的反应速度、高效的管理，迅速的开展了救济难民的活动，开办粥厂，收容难民，掩埋路倒……特别是一度对地方造成很大困扰的四乡的饥民，几乎都得到了慈惠堂的救济，才得以活命，成千上万的难民还被组织外送开荒――大大减少了本地爆发“民乱”的可能性，社会秩序的稳定，得到了本地缙绅和普通市民很大的好感。

    因而在十月旱灾稍有缓解之后，慈惠堂就被重视起来了，不但赵引弓得到了杭州一府二县官员的嘉许，热衷沽名钓誉或者真正热心桑梓的缙绅们也纷至沓来，要在慈惠堂插上一脚，挂个会董的名头。

    于是这慈惠堂的名义就大了起来――杭州府、县二级都有官办的慈善机构，但是管理不良，浪费严重。有的设施老化，形同虚设――虽然号称有慈幼局、养济院等种种设施，但是建筑多半还是明代初期建造的，中期翻修过，早就不堪使用，更别说安置难民了。至于经办人员多半是州县衙门里的主官次官的幕僚、亲属，要不就是有钱有势的地方人士把持。县衙虽然按月拨给一定的钱米，有一定的收容名额，实际全被经办人员吞没，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所以历来救荒虽然需要官府的赈济钱粮，具体经办却往往是委托给地方上的缙绅办理。在明末这样朝廷日趋困窘的经济状态下，赈济钱粮的大头也得靠地方自筹。因而缙绅在救灾度荒上的作用被进一步提高。

    赵引弓虽然是个外来户，但是他通过积极活动，特别是通过经营奉教缙绅和复社的士子关系，在士绅圈子里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次办理救济有声有色，便成了大家眼中的“济荒人才”。

    因而在去年年底，旱灾结束之后，杭州府成立了善后局，赵引弓也当了善后局的一名委员。由于慈惠堂在收容救济难民上办理出色，善后局便把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全部包给了慈惠堂。说起来，他这位委员是当得很亏――这工作即费钱粮，又耗精神，一个闹不好又容易激发民变。善后局募集的钱米和官府的拨款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慈惠堂最终依然办理的有条有理，进入寒冬之后，竟然做到了路上无大群流民聚集，连每天收拾的路倒尸体都比平时少了一半以上――要知道这可是灾后的荒年，要放在往日，一早从城里拉到义冢掩埋的尸体至少有上百具之多。

    没人知道赵老爷在慈惠堂上投入了多少，但是大家都知道光靠官府的一点拨款和向大户百姓们募来的钱米是办不到如今这个局面的。更别说还能把难民们安顿的稳稳当当的，不受冻饿疾病之苦――这不仅要花钱，还得能办事。

    如此的才能和财力，不由得不让本地的缙绅刮目相看。加上大家都隐隐约约的知道他有徐阁老的背景，太仓的张溥也他有交往，知道此人绝非一般的广里秀才。因而在善后局中的地位也日渐重要。一府二县里的官儿们，见到他也要客气一声。

    今天他要去办得这件事，说起来也是善后局的一桩公事。赵引弓觉得，只要自己拿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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