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建二年秋七月甲戌朔，有日食。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刘光，是刘距之弟。许敬仕于和安之间，正当窦邓阎氏权执兴盛之时，而无所屈挠，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有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许敬。当世因此以之为贵重。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徵之，不赴。是岁，皇上复以策书备礼徵樊英。樊英固辞疾笃，诏书切责郡县驾载上道。樊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令车载入殿。犹不能屈。皇上使他出就太医养疾，每月供奉羊酒。其后，皇上就为樊英设坛，令公车令为前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樊英称疾笃。诏令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所在送谷。以岁时致牛酒。樊英辞位不受，有诏晓以上旨，不听其辞.樊英初被诏命，众人皆以为他一定不会自降志向，南郡王逸素与樊英交善，因给他书信，多引古譬喻，劝使他就聘。樊英就顺着王逸的意思应聘了，不过以后应对，并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樊英一同应徵。对樊英说：天下有二道，就是出与处，我以前以为先生出仕，能够辅佐当今君王，救济当世民众，而开始先生以不凡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这真是进退无据了。司马光说：古代的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并不是君子所希望的，没有人能了解自己，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则害将及身。因此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侧陋，是因为其有益于国家。并不是为了取悦世俗之耳目，因此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者，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己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这只是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他们或者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只好姑且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以为是不是因为我的德薄不足以令人仰慕，或者是因为国政太乱不足以辅佐呢还是因为群小在朝而不敢进呢？或者是因为感到我心不诚而其言不能得用呢？为什么贤者不肯跟从我呢？假如其德已厚，国政已治，群小已远，而且诚心已至，他们将会叩阍而自售，又怎么会勤求而不至呢？荀子说：晚上去树上照蝉，不过是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而无益于事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人归心。就如同蝉投奔明火。或者人主耻不能致，因此以高位相诱，严刑相挟。假使他是真正的实诚君子，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可致者，大都是贪位畏刑之人，又何足为贵？而那些孝悌著于家庭，优行传于乡曲者，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却也是清修的吉士。王者应当褒优安养，以遂其志。像孝昭之世优待韩福，光武之世待遇周党，以此来激励人的廉耻之心，美化风俗，这也就很好了。为人诚然不应当如范升一样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一样无端指责。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却窥伺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这种人是华士少正卯之流，能够免于圣王之诛，也就是万幸了，哪里还能得到圣王的聘召？当时又徵召广汉杨厚，江夏黄琼。黄琼，是黄香之子。杨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警戒。拜为议郎。黄琼将至，李固于道上给他写书信说：君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只在可否之间。圣贤之所以居身珍贵，实在是要枕山栖谷，效法巢由。这样也是可以的。若要辅政济民，如今正当其时。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若必待尧舜之君，这是为士行志，终无其时。曾听人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日鲁阳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如同对待神明，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政，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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