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明白，想要如上帝一般拿出一张张设计图纸，将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产品搬到汉朝来，那是痴心妄想。想要获得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制度的设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文化、懂科学的年轻人出来，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马钧发明缝纫机的过程，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初就是郭斌提出一个构想，然后马钧将原理摸清后，通过一次次试验将其变为现实，并实现了量产。

    直至若干年后，早已从宰辅位子上退下来在家中颐养天年的陈群，在被报社记者问及这次小范围会议的时候，抚着早已被皱纹与老年斑占领的额头沉默了许久，说了下面这番话：“主公目光如炬，高屋建瓴，行事往往举重若轻。每每涉及到民生大事，却又总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当是时，我年方十六，主公与几位先生的谆谆教诲却是言犹在耳。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公说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主公还说，教育和教育的改革，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兴亡的大事，教育断然不能成为盈利的手段。当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直到过了十几年，我也主掌方面之后，才能真正明白主公这句话的深意。”

    记者是这样描述采访时的场景的：“当说到太祖时，这位执掌中枢逾二十年的老者抑制不住地浑身颤抖，那张写满了为整个国家与民族鞠躬尽瘁故事的满是皱纹的脸上，也绽放出了少有的似少年人般的光泽，那原本浑浊却闪耀着睿智光辉的双目中，竟似也少年人般噙满了泪水。”

    然而当初，因为当着陈群的面，郭斌并未将各地县学成立的事情说得太过清楚直白。各县成立县学，选址大多是当地豪门大户捐赠的庄园或别院。对豪门大户来说，这既是在地方上宣扬功德、彰显影响力的方法，又是支持郡中政策、讨好郭斌、显露忠心的手段，因此豪门大户们在这事儿上都颇积极。一县之中豪门大户总有个几家，这一户捐赠一个别庄，那一户捐赠一处田地，再有捐赠个店铺、产业的，县学之中学子们的衣食之用便都有了。

    各县学中的学子都是本县的后生，在如今这种熟人社会中，尤其是中国人特别注重同乡之谊，为了本县之中适龄儿童就学做一点儿贡献，也是诗书传家的豪门大户们极乐意的事情，毕竟人都爱个好名声嘛。

    郭斌吩咐下去，但凡新成立的县学，都要在学校入口处立一块石碑，上面将各豪门大户所捐献的情况都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每当新生入学之时，都要组织学生学习诵读的。读书从来都是一个人改变命运，出人头地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尤其是科举制度推行之后，谁都不知道哪个贫家子弟就能高中进士、衣锦还乡。如今郭斌的做法也与此类似，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虽然不能如后世的天子般将优秀的学子立为官员，却可通过颍川郡新施行的吏员选拔制度将品学兼优的学子招募为吏员，甚至将他们招募进入阳翟县衙乃至颍川郡守府，成为颍川郡守府或阳翟县令的属官，从此步入仕途。

    这种因陋就简的“吏员选拔制度”，较之后世成熟的科举制度固然颇不值一哂，可对于如今通行的察举制度来说，却又要公平而先进得多了。成为吏员，吃上了公家饭，这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可是了不得的大出息，确然也算是“出仕”了。

    在官场上，历来注重诸如同乡、同窗之类的关系，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虽颇具讽刺意味，却也是此时的常态。例如朱儁被选为中郎将，率军剿灭黄巾军，便举荐同乡孙坚为属官；郭斌得任颍川郡守，便要将好友兼同乡的戏志才、荀彧、徐庶招为僚属；皇甫嵩率军剿灭黄巾之乱，也招了同乡阎忠为幕僚。因此，帮助同乡被此时的世人看做是一项了不起的美德，相反若是连同乡都不帮助，却自然会被说成无情无义之人。

    如今颍川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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