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祠堂。郭斌在中原剿灭黄巾的几次大战中，手下伤亡虽极少，在这冷兵器作战的战场上，却也极难做到零伤亡，这些捧着牌位进入祠堂的，都是随着郭斌南征北战牺牲之人的家人。

    随后，戏志才命人将早已写好的牌匾挂在了祠堂正门，便是端庄中正的“英烈祠”三个字，祠堂正门两侧也挂了一副楹联，便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林则徐的诗放在后世来，可能已经被说烂了，可让如今的人看了，却是振聋发聩。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笔了。

    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团体，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则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他们便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而这些在15世纪—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因为那时候正是大航海时代开启，欧洲各国忙着探索大海，忙着寻找新的陆地，忙着占领殖民地，忙着争夺海上霸权的紧要时刻。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然而，中国则颇不相同。

    说到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个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大河自西向东汇入大海。而受这种大的地理形势的影响所形成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对于长江大河极为依赖，同时也极为头痛，所谓痛并快乐着。

    水从来都是生命的源泉，也从来都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无论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还是中原农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水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这水源既可以生产野草，也可以饮马饮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对农耕民族来说，在河边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浇种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区，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设在江河附近的，因为江河可以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

    夏朝都城阳翟，紧邻颍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则临近黄河；西周国都镐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紧邻黄河支流渭水；东周国都洛邑，亦即如今的东都洛阳，则是处于黄河南岸。便是东周时期列国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边上。

    齐国临淄，紧邻淄水；楚国的几个国都，大多在长江沿岸；燕国都城蓟城，有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流过，当年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源出易县境，入南拒马河，“荆轲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饯别于此。”

    韩国初都阳翟，后来迁居新郑，新郑也是在黄河南岸；赵国都城邯郸，紧邻滏阳河；魏国都城大梁则紧邻黄河，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曾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魏降；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则是紧邻黄河支流渭水。

    之后的前汉国都长安、后汉国都洛阳、隋都大兴城与洛阳、唐都长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后来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后来共和国的北京，都在河边。丰沛的水资源既可以供应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供给越来越多人口的饮用，又能够加强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运的便利性便是当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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