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初年，预修两朝实录转侍读，为人温厚简重，学术纯正，被士林所雅重，他外和内贞，谙于世故。每与人谈论总能耐心启发，循循善诱，在清流之颇有影响力，这次他反对的言辞最为激烈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提出的十不可与五大谬的理由，其重要的有：一是“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二是“堂堂天朝而下与边臣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重威“，三是“鞑子狡诈，出没叵测，我竭财力而辇之边，彼负约不至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毕，即入寇，入寇矣而嫁诿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马索价，或责我以他买，或望我以苛礼，未可知也；坠俺答狡诈之谋“，四是“大约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之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将何以善其后“。杨峥虽不肯定此人的言辞，但不否认他的看法十分的准确，若非因自己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个时代，十几年的发展的确如他所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这一番言语至今在朝堂之呼声也高，很是厉害，相较苗衷“鞑子狡诈，出没叵测”而言，太子宫春坊司直郎高谷的奏折是一把杀人的刀了，此人交之高衷更是厉害，为人自幼聪慧，承家训嗜读不倦，且资质厚重，举止端庄。十岁入县学，成庠生，永乐三年十五岁举，永乐十三年登进士，年方廿五。选庶吉士，授书舍人。自此，宦海沉浮四十余年。仁宗洪熙即位，改任高谷为太子宫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官儿不算小，更让人敬佩的是此人鄙浮华、乐俭素。为书时，尝奉旨往海印寺抄写佛经，遇雨辄褪靴卷裤，提袍赤足归，使同僚大为惊讶。官任侍读学士时，每赴公宴，总是用布头剪成新花样补缀在破锦袍，以至有人嘲笑为“高学士锦添花”，高谷不以为然，在这个做官做道德的年代，这样的人更可怕十倍，更别说他历官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正儿八经的三朝元老，影响力非同一般。

    也不知高谷哪儿看鞑子不顺眼，在杨峥亲自率领五千将士偷袭王庭一战功臣的当晚，这位年过四旬的老头，愣是奏了一道犀利的奏折，较之杨峥的毫不逊色，杨士记忆极好，当着杨峥的面，将这奏折给诵了出来。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军于霸；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国无复四夷也。

    汉建武，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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