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这种商业税收在洪武一朝，几乎无人敢说什么，所以这个规矩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等朱棣登基后，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单靠农业上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编修，疏通大运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从永乐开始朝廷开始加重了税收，但对民间的税收却是进一步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税收并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足见商业税的不完善，这一方面是朝廷对商业税的不重视，另一面也不是没有官员的诸多阻挠的缘故。

    从永乐后期，勋贵早已不是tai祖与成祖两朝的军功赫赫，他们在日常朝堂上的权力也逐渐衰落，勋贵不再参与朝政，随着烽火的平息，除了两京以外，勋贵也不再出现在武将行列上，这导致武将多来自于中层武将世家或下级社会阶层。而随着盛世来临，开启了文臣掌权时代，文官逐渐把持朝廷的话语权，这些人多半是来自或是各大商扶持的代言人，他们与商业上采取了或多或少的保护，大大阻碍了朝廷征收商业税收的进程。

    随着文官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维护商业正面上，他们以独特的力量维护商业在保持极低的税收，从中获取好处，为此他们不惜一切的力量进行阻扰，谁要想增加商业税，那就几乎等于割他们的肉一样，等于是逆天背理，他们似乎认为任何增加商业税的行为都会导致扼杀商业的严重后果。东林党人也好，非党林党人也好，在坚决抵制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朝廷有什么天灾人祸都是征收商业税所带来的祸端，凡是向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自私自利的小人，在言官的攻击下，他们被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不少人被骂成了“豭狗人枭”。放在道德的架子上下不来，久而久之少有人提起这事儿，而皇帝有时想要增加税收，必须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从朱元璋、朱棣后，大明很少有手段高明之主，难以驾驭文人的施加的压力，到最后多半没有顶住压力，不得不放弃从商业获取好处。

    当然了，也不是没有人获得成功，如明朝后期的万历，他不与文官正面冲突，而是选择绕开文官系统，在文官之外利用自己的皇帝的天威达到征收商业税的目的，但天下商业太多，皇帝纵官又信不过，所以这个时候太监便走了前台，但是使用太监的结果是虽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鬼哭狼嚎，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他们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这里随便引用一些话“今一货一人，税而又税。朘膏咋髓，一羊十皮，颐颐而来者，无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河间一府，地瘠民贫，税额两万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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