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以不必向朝廷里徼纳税粮；但被投献之后，却要向新的所有者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若说税收倒也罢了，无论是有田还是没田，总要上交，可服役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必须一身二役，要同时对朝廷和纳献者承担各种服役，可谓苦不堪言，其实不仅如此，部分百姓、庶民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朝廷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没有投献的百姓来说，天下赋税这么多，而纳税的人却是变少，如此一来，负担急剧加重，这也是到明中期后，一直困扰大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赋税和差徭是朝廷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从后期的弘治就被许多有忧国之士指出，比如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廷虽屡颁禁令，俞允继之。投献者谪罚相仍，陈请者终于得地……陈请者无效，则投献者自止，占籍之民庶不罹兼并侵夺之害。”

    嘉靖初年，大学士夏言也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土地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户部尚书李敏所云：“臣等切惟帝王之治，惟在谨其法令之行而已。先王之世，信赏必罚，法若尽一，是以令出惟行，而人不敢犯。后世治不如古，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内产则妨于贵家，于是令出而有不行，去玩而不知畏。今日之事，弊之甚而害之大者，莫有如求讨庄田一事……仰惟列圣深知前弊，节降敕旨戒谕，禁革至严且切，奈何近年以来，讨求庄田章疏络绎不绝……既得陇复望蜀者比比皆然，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莫甚于此。所以然者，诚以禁求讨，求讨者有时而得恩；禁投献，而投献者有时而脱罪。以是，为官者不知之足，而为其下者，全无忌惮也”。这些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早已看清楚了投献身的危害，这种风气，其实就是皇亲贵族凭恃受赐田地特权掠夺土地。恩赐不停，投献不止。赐田和优免特权的存在，是产生投献在制度上的根源。妄行投献的“奸人”则藉此攀附权势，邀功取赏。他们以贵族为“护身之符”，投充校尉、家人、庄头，“凭陵官府，苦害军民。从而肥了自己，而害了国家。

    其实这种危害，从弘治皇后的后，大明历代皇帝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却没得到了实际的效果，到明末的时候，土地兼并成风，终酿成李自成等人农民起义，当然了这是后话，这里咱们且不多说，重新回到主题，陈刚没想到朱高煦出手如此阔绰，不知为何，心头有嫉妒，自己一直跟着汉王，这些年鞍前马后，可没少做事，也没见汉王如此阔绰过，这李浚不过是个御史而已，竟得到良田十倾，不免有些不是味儿。

    朱高煦似看出了他的心思，道：“陈大人，你为本王鞍前马后，这份功劳本王自是知晓，待他日本王成就了大事，本王一定重重有赏，绝不比这李浚差了！”

    这话儿无疑是一颗定心丸，陈刚大喜，道：“末将领命，这就把这个给李浚送去！”

    朱高煦点了点头道：”你去吧？“

    李家在乐安州也算是大户人家，族中人口也有四十多口人，族中弟子除了诵读诗书外，其余众人多从事务农，日子并不宽容，但也不紧吧，在乐安州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大户人家，加上家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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