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让他们发现，自己辛苦砍人头换来的官爵，商贾花钱就能买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贾半年就能挣到。

    那谁他娘还愿意为国耕战？早就十万人民九万商了！

    农民是绑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产出，其庞大的人群和稳定的居所，是国家征税最方便的对象，粮食、布匹都是刚需。

    而商贾则跑来跑去，又无实际生产，总是将左手买的右手倒卖，他们投机的逐利行为，甚至会引发物价的波动，对稳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为秦孝公规划的蓝图里，商贾，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战时的德国犹太人差不多……

    在秦国，商贾被课以重税，并按照人口的数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摊徭役，每逢战争爆发，市籍和赘婿，是最先被征发的人群，被拖到前线做炮灰。

    为商贾划定市籍和专门的居住区域，让他们穿白衣作为标志，不经允许不得外出，严禁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隶高一点。

    大秦立国的基础，农民和军功地主们，顿时就觉得舒服了。

    农民指着那些卑贱的商贾对子弟说，切勿为贾，与彼辈相比，吾等还有何不能满足？他们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战种地。

    军功地主则享受政治、经济上的利好，再没有无尺寸之功却家累百金的暴发户在眼前晃荡惹他们心烦。

    唯独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里，经济地位则根本体现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还做商贾干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则，宁可被官府分配给人做雇农，也好过为贾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讨得秦始皇帝欢心，得到政治豁免的乌氏裸、寡妇清外，秦国再无大贾，贩夫贩妇更卑微不已。

    而在国家层面，商鞅做得最绝的事，是严格实行官府专营，粮、酒、盐、铁、铜，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办。在关东各国，被封君、巨贾从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国却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的肚子里。

    吃完农业租税，继续吃专营红利，六国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却仍由蛀虫泛滥，饥肠辘辘时，秦国体魄却日益健壮，最终吊打了六国。

    这是制度的胜利，是法家的胜利，也是重农主义的胜利！

    不过话说回来，重农抑商，后世总是口诛笔伐，好像这就毁了中国文明，让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一样，却鲜少有人真正想过，为何要这样。

    重农是永远没错的，抑商也绝非错误，而是在特殊年代里，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如今，坐上这“执一以为天下牧”的位置后，黑夫看得更加明白了，对官府而言，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1.官府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这是后世难住了中国两千年的“桑弘羊陷阱”，也是眼下少府、治粟内史达成的共识，也是黑夫必须继承的国策，牢牢把住国家的经济命脉……

    “但这种大政府包办，真的能百利而无一害？真的能在这交通信息落后的时代严格执行么？”

    大秦是富强了，一统了，但民众生活没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好。

    先前在关中被掩盖的问题，随着秦吏空降到关东各地，也一一出现：

    关东不适应秦地经济政策，水土不服，官营很难推行，各地的大工商业主无利可图后，盐、铁的开采效率渐渐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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