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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利忘义的是右相张商英。

    张商英啜了一口茶汤，看了一眼一言不发的苏辙，笑着道：“擅开边衅虽然于国无益，但是一年能收入上百万总是好的。三佛齐海峡上一年多收一百万，中原的百姓，一年就能少交一百万的税，总是好事儿吧？子由，你以为如何？”

    苏辙皮笑肉不笑了一下，“如果真有百万缗的年入，就算有功吧……不过这一百万可得交到户部或是太府寺。”

    现在沿海市舶制置司的收入是不上缴国库和太府寺的，都用来供养都军机司和三大军学。如果收入陡然增加一百万缗，都军机司和三大军学可就用不完了。

    “那是自然的。”张商英笑道。

    纪忆是章惇的孙女婿，而章惇又栽培了张商英。所以张商英现在怎么都要维护一下纪忆，不能让人扣个擅开边衅的罪名到他的头上去。

    苏辙当然知道张商英和纪忆的关系了。他可不愿意为了纪忆开边衅的事情和张商英撕破脸——张商英是出了名的恶人，凶起来除了官家不敢骂，别人就没有不敢臭骂的！

    而且，苏辙现在也在下一盘大棋。实在没有必要在棋局没有完成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去和张商英搞政争。

    苏辙的大棋，当然就是一场将要深刻改变中国教育和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了！

    没错，苏辙这回也要动科举了！

    宋朝的读人还是很有想法的，这一点和后来的脑筋比较僵化的明清两代生不大一样。他们一方面还在为儒学寻找真理，一方面也在试图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而科举制度早在王安石改革的时候，就被认为存在很大缺陷了。所取之才，没有实干的能力。上面的“经”再好，都得叫这帮歪嘴的进士给念坏了。

    在王安石要改革科举的时候，苏辙当然是反对的。那时他是旧党的干将，当然反对新学新政了。

    对于王安石想要将科举取士改为太学取士的念头，更是反感到了极点。

    可是偏偏造化弄人，好端端的大宋儒家中居然出了武好古这么一个异类！以一个吏商加武官的身份，愣是打出了实证学派的名头！

    而且，实证学派的理论恰恰又很好的回答了包括孔子在内的春秋先贤的问题——如何寻道？如何格物？

    有了这样的学术造诣，任谁都没有办法否定武好古的大儒地位了——如果现在是清朝，也许还能用理学来对抗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历史上好歹扛了三十几年）。可是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儒生们自己寻找答案（回答先贤的问题，补齐儒家的世界观）的时代。理学和心学都起源于这个时代！而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又比理学和心学更好的回答了问题。

    不过明知道武好古给出了最正确的答案，苏辙也不能和他哥哥一样，成为武好古和实证学派的支持者。

    道理很简单，就是实证学派正在动摇大宋的封建秩序！大宋是天子和士大夫共治的国家。虽然商业繁荣，但是根基依然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特点则是自给自足，且又分散分闭。对于商业流通的依赖远远低于对于土地的依赖。

    因此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的稳定、阶层的稳定和各地方的平衡也是可以维持的。国家只需要做好救灾害、轻税赋、薄徭役和开科举，就能长治久安了。

    可是实证派的学问却是一种“高成本”和“高收益”的学问。特别是格物自然之学不知怎么回事儿，居然成了刺激大商大工发展的工具。

    界河仙酒（白酒）、界河泥灰、界河马、界河铁、界河船、界河砖、界河染料、界河印刷、界河水利锤、界河火药……还有那种越盖越高的楼房！各种各样技术层出不穷，而每一样技术产生的背后，都有实证学派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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