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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厚，你这次特意先到扬州来向我辞行，应该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吧？”高岳先问了柳宗元此行的目的。

    柳宗元起身作揖，然后承认说确实有所困惑。

    “是在光州打画经界后，确定了新的税法元额，我指示刺史，趁机将人户税钱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是也不是。”

    “是也，原先卫公您曾说过，不愿给淮南百姓增税，可而今......”

    “出尔反尔，对不对？”高岳笑着说出柳心中的想法。

    韩愈和柳宗元肃然，都不敢开玩笑接高岳的话语。

    此刻高岳说到：“本朝自推行杨炎的两税法以来，特别注意‘元额’这个字眼，你们应该都懂，所谓的‘元额’便是设定好的税钱总额，各道各州各县，只要按照分摊到自己的元额，将税钱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另外，两税的元额坦白说绝对不算高，拿我江淮来说，每户人家先前均摊的税钱是一年八贯钱，现在增配了元额，涨到了十贯五百文，而斛斗米呢？平均下来每亩是稻米五升，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最后便是加征的户部青苗钱，每亩均摊约十八文钱。且诏明确规定，州县每年所征税钱斛斗，一切依元额为准，不得随年简责。单纯的这样看，是不是只要一户百姓，能耕作三十亩地，生活便能非常殷实，饱饭之余，还能有钱买服食茶酒，能养得起妻子老人，但事实是这样吗？”

    说到这里，韩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来。

    实际情况是，朝廷每年两税元额并没有变化，可百姓的生活却并无改善，且有的州县，逃亡和摊逃的风气愈演愈烈，这情况是韩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

    高岳想对他俩说，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也就是每次当封建朝廷统一了税法，百姓在最初段时间得以减轻点负担后，很快就会陷入“官府无加敛之名，百姓却有加敛之实”的怪圈——不过高岳是不会说的，因为他俩根本不认得黄宗羲。

    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可让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解决摊逃的风气。”韩愈建议。

    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高岳笑起来，摇摇头，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那里是水天一线，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对两位说：“所谓的元额，就好像是这道线，起起伏伏，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这条线，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即官府口中的‘元额’，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赋’。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和常赋混配起来，并税改制，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但可笑的是，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每次并税改制，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高潮，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周而复始，税负累进，有加无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最后不是枯水干涸，便是浊浪排空。”

    实则高岳在这里，批判矛头所指向的不单单是杨炎的两税法，也是韩柳所不知道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或雍正的摊丁入亩。

    目光短浅的人，总认为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义，有多么成功。然而实际上，这些改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企图用简化的程序，将复杂的税，并入国家财政的正额里征收，简化的手段——杨炎是靠铜钱，而张居正是靠白银（1）。

    “然则国家一旦定下元额，便丧却了伸缩的弹性。朝廷只能征这么多钱，因为随便加征就丧失了信用。既然元额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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