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安家费的以后就是黄大人的家丁，不想跟着去永平府的人现在就可以走了，他们留下的名额马上会有其他边军骑兵取代。

    好不容易从几百人中胜出得到了成为家丁的机会，外面虎视眈眈这个好机会的边军有上百人，被选上的骑兵舍不得放弃，都拿了银子委托同乡带给家中父母或者妻儿，他们毅然决定去永平府跟着家主卖命。

    郑国昌不仅仅用了心思还下了本钱，又拉下老脸去吏部、兵部托关系，为儿子运作了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他知道次子郑孝文不是一个读书的料，现在只弄了个监生功名。

    在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监生有贡生和荫生之分，前者是府、州、县生员也就是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入选，后者就是拼爹的结果。

    连秀才都考不上靠祖荫入监的儿子，要凭借读书考中举人，基本上是痴人说梦。

    大明科考还是相对公平的，考秀才说不定还可以通过家世给县尊施加压力得到另眼相看，考举人那可不是一般的难，托关系找门路基本上没用，唯有靠自己熟读四书五经的实力。

    秀才只是士子而已，得中举人才算鲤鱼跃龙门成为了士大夫。科举制度也是封建王朝给予老百姓出人头地的希望所在，朝廷查处科考舞弊也相当严格。

    况且参加乡试考举人功名的秀才、监生何其多也，录取率有时达到百中取一二，如此吸引眼球的公开招考，不知被多少人盯着，想要舞弊谈何容易。

    郑国昌自认为没有这个能力让次子走科举正道成为士大夫，为了郑家后继有人，他决定另辟蹊径，谋划着让儿子靠军功上位。

    现在机会来了，后金军入寇，朝廷正是用人之时，一文不名的低级文官连升七八级已经不是神话，由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为将军也有了先例。

    老谋深算的郑国昌决定为儿子运作，给郑孝文谋求了一个从九品随军见习主簿的差事，就职营伍是黄沂州的把总，具体工作就是核算军功、领发钱粮、起草文书往来等等。

    他给儿子写了书信，把自己的期望跃然纸上，嘱咐郑孝文听从黄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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