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便是作为行使君权最终有效的凭证，其中用意便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帝王心术哪里有可以尽信之人，咸丰再信任肃顺，也无法对八大臣完全的放心。

    不过咸丰毕竟在垂死之际了，虽然杜翰写下诏命与他的原意有很大的出入，他也已经无力再做苛责了。而且在咸丰游弋之际，他一生最信任的两个大臣，杜翰和肃顺都发誓的眼神看着他。咸丰立时明白杜翰是有意写成这样的，只有八大臣完全掌握了政权，他们才能对付恭亲王奕欣，他们才有后续压制果兴阿的能力。不然八大臣仅有承旨辅弼之权，必然受朝野牵制，到时候太后与幼主坐困深宫，如何能应对纷繁的朝局。

    “好！”咸丰终于很吃力的说了一声好，然后非常勉强的点了点头。

    随着咸丰这一声有些勉强的好，其身后九臣托孤、八臣秉政的政治格局便已本告成。当然托孤大臣里面的果兴阿，有很强的凑数之感。果兴阿只有托孤之名，却没有顾命辅政之实。别说秉政，辅政没有他的份，比起另外八个接过皇权的大神，实在是没啥存在感。

    之后咸丰又把外面的几位宗室，以及领衔的六部科道官员都给叫了进来，当众宣布了遗命，并授予了皇后和大阿哥“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因大阿哥还没到，“同道堂”由懿贵妃代领了，其实今后也是懿贵妃执掌，她领了也正合适。

    宗室和百官们听了遗诏，无不惊骇，顾命大臣中，何以没有恭亲王？也没有惇王和醇王？虽然代之以与恭王同母的妹夫、载淳的姑父景寿，但是景寿这个人很老实，根本没有什么主见，拉他来入受顾命，不过是让景寿无端的做了个倒霉的“冤大头”。皇长子载淳虚岁方六岁，一旦即位，则成主少国疑之势。顾命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等皆为“疏潢宗室”，根本不是近支亲贵。倘若其中有人怀“不臣之心”，则“祖宗社稷”势必动摇，康熙年间鳌拜之祸可为殷鉴。不过咸丰的遗诏已下，事情已成定局，众臣也只能俯首应命。

    但是一直当背景的果兴阿，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如果历史上的原版也是这样，那么他大概知道辛酉政变为什么会发生了。首先咸丰为了不给其他人托孤大臣的名分，所以他遗诏的拟定过程中，除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场，这遗诏又非他亲笔，所以八大臣的法理根基并不牢固。一旦两宫和他们反目，完全可以说遗诏是他们自己瞎编的，咸丰当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只有他们在场，这件事怎么说都行。

    其次就是杜翰临时加上的“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打乱了咸丰原来的部署，虽然咸丰默认了这六个字，但却没有做相应的部署调整。“赞襄一切政务”与两宫太后的两枚印章，在权利上有重叠的地方，而咸丰也没给他们分清楚了。两枚印章代表着皇室的最终决策权，八大臣又要“赞襄一切”，将来不闹起来才怪。

    而且咸丰虽然解释了两枚印章的权力，却没说明两宫太后以一种什么样的规制存在，也就是两宫太后的位置问题。虽然咸丰一再向肃顺等人表示绝不能出现后宫干政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却是后宫不可能不干政。只要咸丰一死，载淳的皇权便会由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分享，太后要替皇帝掌管部分皇权，怎么可能不干政。咸丰就是因为没有安排好这一点，才导致后来两宫要求垂帘听政，而八大臣不肯给两宫明确政治位置。

    辛酉政变的根源，便在今日彻底埋下了。正是因为咸丰的失策，导致后来在八大臣体制的运行中，两宫太后没有合理的位置，却又不得不参与政务。而两宫太后谋求合理位置的要求，又与咸丰遗命“后宫不得干政”的基本精神不一致，导致了最后的两宫与八大臣之间的冲突。说一千道一万，其根本原因便是政治运行体制设计不全，导致的权利之争。

    果兴阿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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