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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陷入绝望境地，对工作的热情殆尽，唯一一个可以给她些许温暖和安慰的同事就是何老师。

    她时不时给建宁打来电话，有时候问问现在大学英语排课情况，有时候问问建宁现在上课生得怎么样，有时候也会无比愤恨地责怪当年大学英语系的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将她和史老师评课打分排名的情况上报，害得她迄今为止还没有岗位，像孤魂野鬼般飘在学校各个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给秘书打下手。

    建宁静静地听着，不知如何去安慰她。

    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排挤被淘汰，说不定是明天，后天或者电话一挂，马上就接到让自己停课的通知。

    “何，我觉得压力好大，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要坚持住啊！看我，一个没岗、受尽别人冷嘲热讽的人还在努力支撑着，你做得好好的，有什么理由放弃呢！你要替我好好地把教师这份职业做下去啊！天知道我有多想做回老师，多想重新站在讲台上，再给学生上一节课。很久以前学生送给我的贺卡，给我写的信，我一直保留着。时不时把它们拿出来，读一读贺卡和信纸上写的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刚毕业时意气风发站在讲台上的日子。”

    美好的日子，总是那么让人怀念。

    2015年初，何老师被调到某个穷乡僻野支教扶贫去了，待遇没变，拿到的还是只有基本工资。

    大概她心情不好。建宁连着打了好多次电话，听筒里总是传来“嘟嘟”的声音，从来没有接通过。

    何老师没有给她回电话。

    此时离她本科评估被停课调离教师岗，已经过去整整三年。

    本科评估中被降级的高老师和石老师好歹还有课上，有课酬领，而仅仅只因为一次听课就被刷下来的何老师，真的有点冤啊！

    她也像建宁一样，在她被停课之前，从到校任教到本科评估的七年里，七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垦地工作，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

    认真备课认真上课。即使生病，只要早上闹钟响的时候，还爬得起床，决不请假。

    2015年下半年，扶贫回来后，何老师又回到师范学院教学办公室给秘书打下手。因为教学办公室普通职员只有教学秘书一个岗位，所以她依旧没有岗位，全校唯一一个没岗的人。

    她给建宁打电话的次数慢慢减少，建宁不知道她在下乡扶贫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何老师扶贫回来后她打了几次电话给她，她依然没接电话也没有给建宁回电话。

    她去微信刷朋友圈时看到几张何老师发上来的照片。照片里，何老师穿着水鞋踩在泥浆和浑水里，手里拿着锄头。背后是连绵起伏、高耸苍茫的大山。不远处是几间简陋的泥砖瓦屋。

    她猜想也许何老师在下乡的那几个月，过得不好所以才不想理会她。

    她回来后，建宁有事要回办公室时就会见到她。坐在秘书旁边的一个电脑桌前，负责接收文件，传递通知，整理资料等工作。她剪短了头发，一脸消瘦，如果你再认真看一眼她的话，就会发现她的头上已经长出了很多的白发。

    偶尔她会在大学英语群里发表一些对教学管理上的质疑，比如质问教研室主任：单凭某一次听课是否能够证明这位老师上课真的不行？如果您觉得这位老师上课真的不行，为啥平时没有对她的教学提出建议并帮助她提高教学水平？如果这位老师教的学生获奖了，为什么获奖证书上指导老师不是她而变成了赛前跟学生短暂接触过一两天或半个小时的那些带队老师(主要是领导)？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冲着教研室主任来的，对当年教研室主任凭借一次听课打分排名决定停掉她的课并上报人事处和校长办公室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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