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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山中无日，我们这群狂热于诗歌的泼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乡书梦中，愤世嫉俗地挥霍着青春。每到周末，乡下教书的同人都要进城燕聚；我们刻蜡版油印地下诗刊，各自谈每周读书心得，相互辩难，恍有稷下之风。夏日深夜，一轮好月照临烟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浑无人迹。酒酣的苏家桥提议，何不裸体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晋中人服下五石散之类药物后，燥热难当，必须裸身奔走以便发散药力——于是我们也就寸纱不沾地上街漫步。几个白花花的醉躯晃荡在寻常巷陌，偶尔窥见的人必定惊骇地以为，土家赶尸的队伍竟然再现于当世。

    这样行散之时，往往残醉犹在。那时的我辈，每多促狭放诞之举；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名称木牌，苏家桥与我便去愤愤摘下，两人抬着一路狂奔，再寻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后他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的是“人民法院”，朗声大笑曰：这个惹不得。于是，我们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那时我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才能抵达省城。我们与山外的唯一联系，是读书。如饥似渴的，使我们与渐次开放的时代保持着同步的成长。于是知道我们这个深山僻野的诗社，事实上也在呼应着山外的新文学社团运动。其时，我们也曾多么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围。1984年的冬天，传来大西北招聘人才无须档案户口的消息，我决定西出阳关。苏家桥闻之，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枪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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