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三知道冯自用这帮人来干什么，无非就是文官想要压制武将而已，其他什么重蹈唐末覆辙都是辞而已。

    不过这些臭老九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宋代以前各朝各代却是没有好的办法约束统兵大将。在皇朝初期，各个太祖高祖人就是领兵大将，自然能控制住手下。但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些统兵大将没了和皇帝并肩战斗的情谊，同时皇帝也不是战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再加上王朝后期各种矛盾突出，还需要武将频繁的镇压各地叛乱，所以赵匡胤玩的那套黄袍加身就成了常事。

    赵匡胤上台后害怕手下大将学习自己在玩这一手，所以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算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这只是解决眼前问题，只要到了王朝后期，战事频繁，统兵大将还是不会受皇帝控制。

    所以赵匡胤开创了一个影响后世的制度，就是重文轻武！当然赵匡胤制定的这个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文官来欺压武将，而是从上而下的一整套制度。

    宋代兵制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皇室、京都和镇戍地方。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即着手整顿禁军，裁汰老弱，补充精壮，又下令各地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

    赵匡胤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将“殿前都点检”等禁军高级将领撤销，设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别统帅禁军，“三帅”皆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任，他们只有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并且时常调动。

    同时设置枢密院，掌发兵之权，使将兵权和发兵权分离，二者相互牵制，最后听命于皇帝。同时，在禁军的驻屯上，又采取了“内外相维”的方针，禁军的一半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全国各地，边境上只有少量禁军，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对于削弱藩镇势力，加强军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守内虚外”的方针，致使北宋在对辽夏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赵匡胤解除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开始用文臣知州事。对于拥兵割据的大藩都借故把他们调离，或使其遥领他职，死后也不许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文臣代替原来的武将。重文轻武成为宋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赵匡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继续实行这个方针，是谓“兴文教，抑武事”。这样，文臣代替武将，武将调离军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最后一条就是行“更戍法”，所谓“更戍”即更换戍守地点，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将领把士兵变为私有资产，使军队的屯驻地点时常更换，而统兵将帅却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名义上是让士兵“习山川劳苦”，提高素质，实质上是“不使上下人情习熟”，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兵将分离的局面。这一措施虽然限制了将帅拥兵自重抗拒中央局面的出现，但也带来了军队不能认真训练、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弱等弊端。

    不过还是那句话，中国自古以来的问题就是内部问题，至于外部问题根不能动摇皇帝的统治，所以那些军事上的失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几项政策的实行虽然让宋朝军事实力有些退步，但是并没有大规模退化，南宋在襄阳和四川顶住蒙古人的进攻五十多年，进一步明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成功性。

    明代朱元璋承接宋制，只是老朱没有耐心玩杯酒释兵权那一套，老朱是个急性子，直接玩人道毁灭，武将都杀光了也就没有什么武将不听控制的事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崛起，这些文官天生和武将不对付，再加上皇帝有意无意的纵容，所以到后期二品总兵看到五品兵备道跪地磕头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过明代文人领兵也出了几个出色的将领，比如中期的王阳明，后期的洪承畴、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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