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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进行了三轮谈话，我站了起来，用双手手指来回梳理着头发，然后疲倦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我似乎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我开了门，见是县纪委记刘勇刚，马上请他进来。

    “看来，常记有些精力不济啊。”刘记说。

    “刚才一连进行了三轮谈话，脑筋一直没休息，想眯一下。”我说。

    “我还是有一事不明白，红庙乡的两个主要负责人，明显的不称职，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呆在位置上，继续祸害百姓呢？”刘记说。

    “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的心里肯定比你还急。我连把他们解职后，到你们那里办学习班都想到了，你说我急不急？可性急吃不了热汤圆啊。不能自乱阵脚，得稳住神啊。”

    “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担心什么？究竟怕什么？”

    “我还是要先说一下，先声明一下。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风险都吓不到我。你既然多次问我，那我就慢慢跟你聊吧。对了，你先跟公安局文局长打个电话，告诉他，稍后，我们两人到他那里去，让他跟我们准备盒饭。”

    “行。”

    刘记打完电话后，我说：“你想过没有，红庙乡为我们三个县领导支付家庭雇工费用的事，严格来说，这严重违反了中央精神，应该自查自纠，立改立纠,我给了他们台阶下，他们就是不下，红庙乡也照旧支付家务雇工的费用，也不主动自我纠正，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来跟你分析一下，首先从红庙乡说起，我们全县那么多乡镇，还有部委办局，为什么都不这样做，独独可以说是最乱的红庙乡要这样做？”

    我说：“第一，红庙乡主要负责人心里有鬼，需要找大树为自己遮阴。这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的简单翻版。第二，我十分怀疑，几乎可以确信，红庙乡负责人与矿老板、石老板们有利益勾兑，要么有干股，要么得了人家的好处。”

    我说：“怎么查清这些问题呢？我的思路是，以重婚罪的名义逮捕两个最大的矿老板。我估计，重婚罪在矿老板眼里算不了什么。可是，随着我们彻底清查他们所有的问题，或者说是所有的罪孽，随着矿老板们感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那些幕后的官员们不搭救矿老板们，矿老板们说不定就破罐子破摔，会把种种真相都说出来。”

    我说：“红庙乡两个主要负责人的利益勾兑肯定就在其中。再就是，对红庙乡两个主要负责人，由你们纪委负责办学习班，让他们提高认识，自觉交待自己的问题。如果不如实说出自己的问题，被组织查出来了，就‘罪加一等’。我估计，对抗不了多久，他们肯定会说出来。”

    我说：“我判断，他们的问题肯定不轻，说不定能比肩柳顺平。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柳顺平还要严重，他们把一个山清水秀之地，弄成了环境污染之乡。纪委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启动问责程序，对他们问责。你放心好了，红庙乡的汤吉祥、居如意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那为什么不立即采取措施，还让他们继续在那里害人呢？”刘记问。

    我说：“我再跟你把话说具体一点吧，在我们月光县动干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先由‘五人小组’碰头商议一下，无异议后，就上常委会通过。”

    我说：“这‘五人小组’是我、县长马志、人大主任孙凌云、政协主席骆丹、县委副记赵程大，我要撤换红庙乡的两个主要负责人，是不是应该经过这‘五人小组’？经过这个‘五人小组’是不是有异议的可能？是不是有巨大争议的可能？是不是有反对的可能？最后，是不是有通不过的可能？”

    我说：“你应该看得出来啊，我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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