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文局长要我去接人，我立即驱车前往，走到半路，司机忽然把车停了下来，我正要发问，司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了话。”

    “司机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能不能听他说一句话，这句话本来不该他说。我让他快说，他说，我不能去接。”

    “为什么不能去？这时候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赶过去，做好赔礼、解释、安慰工作啊？”我大惑不解。

    “司机很耐心地对我说，无论怎么说，克思曼先生的身份已经变了。他不再是客商，而是一个嫖客，我作为一个县委记，亲自到公安部门去接一个玩弄中国女性的外国嫖客，实在有些不妥，影响恐怕不好。”游记说。

    “说得有道理啊，看来，你的司机是个明白人啊。”

    “是啊，司机的确说的不错。我大吃一惊，马上警醒过来，像是对司机又像是对自己说，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游记说。

    “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游记说。

    “是啊，是啊。”我也深有同感。

    “司机听了我的话后，有些善解人意地说，我如果坚持要去，可以请马县长、经贸委郭主任一起去，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司机说得有道理，我定好时间，分别给马县长、郭主任打了电话，让他俩立即赶到城关派出所。”

    “派出所那里怎么样？”

    “我们到了派出所，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我不知道他感觉怎样，我不知道他是否能通过这件事，对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常新的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游记说。

    “克思曼先生有什么反应呢？”我问。

    “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是不是应该狠狠处理一下？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我听不下去了。

    “是要狠狠处理，不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我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游记说。

    “我开始做善后工作，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他检查身体，上药服药。但他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我们苦苦挽留未果。”游记说。

    “这么说，这件事黄了？”我问。

    “是的，黄了。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只好请他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游记说。

    “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游记说。

    “就这样处理了？克思曼先生能听你们的吗？”我问。

    “不这样处理怎么办？你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我们朝夕相处这么些日子，有些情面。他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我们立即把克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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