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是进行社会保障的，所以对这部分人自然也不会进行行之有效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中也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所以看了我们部队大构成，就知道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大宋光荣成为中国历史到目前为之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而且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中国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我们大宋居然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样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量冗兵，现在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我们目前的人口充其量也不过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全国3090504户，兵378000人，平均8.18户出兵1名；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全国4574257户，兵666000人，平均6.87户出兵1人。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8677677户，19930320口，兵912000人，平均9.51户出兵1名，兵员占人口4.58%。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全国1297221户，29092185口，兵1162000人，平均11.12户出兵1名，占3.99%，兵员数额达到了5%左右。因为前朝唐朝是招募制，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围绕在节度使周围，形成了只知有节度使，没有有皇帝的局面，最终河朔三镇叛乱，酿成著名的安史之乱。唐的边疆防守得益于募兵制与节度使，其灭亡也源于此。所以现在大宋的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迹。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如此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也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我们富裕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入不敷出。

    再加上我们朝廷上层对军队管理也有问题的，军分四种，中央禁军、诸州镇兵（也称厢军，禁军厢军都在脸上刺字以防逃跑，称为配军）、乡兵（相当于民兵，不在政府编制）、蕃兵（政府在西北边疆招募的羌人部族团体，打仗时往往充作前锋）。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消除地方武装对中央皇权威胁，订制出了这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使军队内部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铃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末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再加上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战场上不能当机立断，优柔寡断必受其害。但防边根本不用厢军，需要调用禁军。朝廷的用意始终在防守。更关键的是，朝廷怕军队中出现第二个宋太祖这样的黄袍加身的厉害人物，所以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也就是一年戍边疆，一年调中央，一年再换个边疆。军队来回折腾，将军则原地不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再加上其弟宋太宗订制的将从中御政策，更胜一筹，当部队出征时，他预授将帅阵图，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因地因时，便宜行事的指挥作战的起码要求。而远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却天马行空的依据主观臆测，随意制定作战阵固，错误地钳制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极大地扼杀了主将战场上临机应变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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