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大开杀戒大行其道的时代，儒家所能动用的社会力量极其有限，这才让他能大刀阔斧的改革。

    张韬就没有那么好命了，作为一个从现代穿越过来的中国人，傻子都知道必须要挖掉地方上的这种非法势力，你还不能大大方方的搞，同时也不能忽略宗族与士绅在维护地方稳定上的重要作用，但是又想剥夺他们的各种非法权利，你说这件事会有多难？而中国在唐以后，除了一个命苦的宋朝之外，一直都没能破解这个死循环，直到韶山冲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直到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政党，手段逆天c成果辉煌的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让政令能通达到每一个乡村，让整个中国能团结的变成一个整体，让被阉割三百年的血性再次回归到这个民族的精神里！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那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真的在用生命来缔造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原先那些困扰中国的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子孙是否能继续掌握权柄，因为他们坚信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中国，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子孙都只是全体中国人中的一份子，只可惜

    不去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怎么样，现在的张韬面临着任何一个开国帝王都要面临的问题，如果为了尽快恢复国力，为了迅速稳定政局，那么选择性的妥协就是必然的。可是经过了那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历程，作为一个从二十世纪过来的人来说，这些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未来于不顾的所谓清流名士们，简直比茅坑里的排泄物还要让人恶心。所以当邸报中写明，任何不经当地司法机关审理的官司，任何由宗族私自审判的案件，皆非法！任何民间自行裁度之律令，皆非法！任何私自囚禁拷打之行为，皆非法！看到这些釜底抽薪的举措，姜田一点都不意外，若说在国朝建立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将乡村中的土皇帝们连根拔起，与各种政治运动的整肃，与各类新型官员充斥基层不无关系。但是受限于此时的通讯能力，中央不可能如臂使指般的控制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所以这些肃杀气氛浓烈的政策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姜田也不报任何期望。可是这却开了一个口子，等于宣布那些私设公堂的土皇帝没有合法的管理权，等到国家能够腾出手来整治他们的时候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当然这些人也明白此举的危险性，没有了管理权的士绅和普通地主没有区别，以后还不就是砧板上的肉，随便的让人拿捏！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人才发现，以前本以为靠着族中出个读书人，就能攫取政治权利，进而在朝廷中扶立代言人的日子到头了，莫说地方官的职权也被削弱，就是读书人以前超然的地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所赖以依靠的政治资本几乎消失无踪，从明年开始你有多少地就要交多少粮，若是想学着前明时期那样抗税不交，就要掂量着自己有没有能力阻挡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制执行了。

    其实每个开国皇帝在遇到这个问题时，采取的办法都有点类似，那就是动用刚刚横扫天下的军队，将那些根深蒂固的豪门大族连根拔起，有时候甚至是整个省的人都要被强迫迁徙到另外一个省去，这样就会破坏原有的地方势力，并且相对的平衡了各地区的生产力差距。但是一开始这样做是没问题的，等太平日子长了，移民们熟悉了新家园，他们也就变成了当地的土著并建立起新的c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就好像当年湖广填四川，现代的四川人有谁能说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巴蜀苗裔？反正老子生与死长于斯，谁敢说四川的坏话我就跟谁没完！

    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时候，也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咱们的老革命们恰恰是只做到了破坏，在摸索着建立的时候，便一个个都去找马克思报道了。所以张韬知道，如果完全复制二十世纪的办法，别说是此时没有复制的基础，就是真的做到了，最多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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