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本该是秘辛的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组织形式不是秘密，组织形式越公开，组织程度反而越严谨。

    对多数墨者而来，看到的可能只是今后往来各国的便利。

    可对禽滑厘、公造冶这些人而言，看到的是如果再有胜绰这样的人，子墨子也不会等到胜绰三次不义伐鲁后才能知晓。

    而对墨子而言，他要考虑的则是这些适所说的秘密墨者，如何才能遵守巨子的命令？如何才能领悟巨子的大义？

    竹简时代，言传身教才是传授弟子的唯一方式。

    适所说的这种超脱了师徒相传的组织形式，不属于竹简时代，这是墨子必须要考虑的事。

    墨子沉默许久，缓缓说了一句话。

    “竹简贵而草帛贱；篆文繁而吏书简。贱简二物不出，此事极难。”

    竹简时代，最简单粗暴的强国方式，就是数人头的军功爵。一片竹简，写下名字，数着人头，再简单不过。小吏全靠师徒传授，这样才能保证思想上下一致。

    墨子考虑的事，自有道理，也自有深度。

    在墨子看来，适这个书记，要做的是将墨者精义用简单的文字记在竹简上，再教会墨者那种容易学习书写的文字。

    教会了这些，然后才能做以此为基础的剩下的事。否则适要做的这件事便会极难。

    适听墨子这样说，也回道：“先生年岁已大。十年太久，应只争朝夕。不通墨者大义的市井任侠，可以先学贱字，先闻粗略之义。日后草帛、吏书满载先生大义，句读标点分隔易懂，并无歧义，无需先生亲讲。”

    “一本经，便是一位先生。先生走入经中，化身千万。”

    墨子反问道：“可在这之前，又怎么保证那些人了解墨者大义呢？”

    “这些人两年面见先生一次，聆听教诲，以免离群而索居，不解大义。学村社，凡墨者什伍一组，巨子若不在，以大义为准，三五人共商大义，符合大义的就做，不符合大义的就不做。先生如有什么新的言语，遣人而去，讲通方回。如此一来，先生身在商丘，不出一年，燕蓟之墨者也能知晓先生之义。”

    墨子一听适说起村社，立刻想到那天商讨如何处置桑生的那件事。

    那些公用耕牛的什伍，彼此按照适的道理讨论，然后又集中到适这里。但最终，讨论的范畴和讨论的意见，仍旧是适提出的。

    如今适离开了那村社，但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墨者前去，这名派去的墨者仍旧是村社的主心骨。这名墨者就算成为胜绰那样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下面的什伍也知道一些大义，他们不会同意不符合大义的做法，那样的墨者也根本不可能有权力。

    如果做得对，符合大义和巨子之言，随意一名墨者都能在那村社常驻；如果做得不对，不符合大义违背巨子之言，就算是禽滑厘这样的墨者也难以在村社什伍中服众。

    墨子明白过来，这样一来，最重要的还是巨子的大义，巨子的大义决定了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

    但这大义不再是分散的、言传身教的，而是要统一成一个体系，以便让底层的人理解。

    也就是墨子所认为的“匠人之规矩”，将大义变为“匠人之规矩”，而不仅仅是“巨子之一言”。虽然这两者此时看似是一样的，但细细深究还不一样，适是准备让底层的墨者也有规矩可以衡量别人、衡量自己，甚至衡量下一任巨子。

    适所说的十年太久、只争朝夕，也说到了墨子的心坎中。

    他自己很清楚，年纪已大，可是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墨者今后该怎么办也必须要提前考虑了。

    而且要考虑，也必须要考虑适所谶作的乐土中的那些事物，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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